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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一家反复告别的书店终于停业|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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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6 02: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家反复告别的书店终于停业|谷雨

 李婷婷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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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4日——盛世情书店正式停业了,范玉福贴在店门口的一封手写《致读者信》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辛丑春,因近六十花甲,羸弱多忧。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三十余载,受益良多,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和。

撰文李婷婷
 编辑糖槭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怪老板


58岁的范玉福技校毕业,最高学历是电大,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公交公司的汽车修理厂里做钣金,修汽车外壳那铁皮子。

 

他后来开了一家书店,名叫“盛世情”。书店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对面,地上就15平米,不及隔壁链家的一半。进门靠右往里走,还有半截在地下室——55平米里挤了十几个大书架,过道上堆着成捆没拆封的书,余下的空隙仅够一人穿过。电影学者左衡来逛书店,总感觉自己像踏进了《哈利·波特》里那条和现实世界只有一墙之隔的对角巷的某间小铺子,“破破的、挤挤的、乱乱的”,而“老板怪怪的样子,卖一些特别神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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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范玉福 ©赵勇 摄

 

那里的常客是文学院的教授、电影学院的教授、语言学学者、历史学者,还有导演张一白。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记得自己一进店,北京人范玉福就会热情招呼,“哎哟赵老师哎,您老今儿怎么闲啦?您可是有阵子没来了。您要的波德里亚的书到货了,最近有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卖得挺火,要不您也来本?”

 

1999年书店开张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一位教授常常带六七个研究生来此聚会。教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翻一翻,配合着手势讲解一番,再把书递给学生,如此往复,等到结账时,每个学生背来的大书包里都塞满了书。还有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每次做研究遇到问题,都会来盛世情书店找找灵感,有一次他无意间碰掉了一本《魏晋玄学史》,正好就是他想要找的参考书。

 

在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立眼中,北京有三大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店长毕业于北大),风入松书店(已经倒闭,店长是北大哲学教授),以及盛世情书店。有人说,“你跟老板说你哪个专业的,他就能开出比你导师还详细的书单。”

 

作为一家社科学术书店,仅是给学术书籍做分类这件事,就足以显示书店的水准。有一回,一位文艺学方向的教授想买《权力主义人格》,到了盛世情,在文艺学、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那几个书架上都没找着。后经人告知,这位教授才知道,这本书最初是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影响广泛才成为文艺学领域的经典。于是,他又去盛世情的心理学书架上找了一遍,那本书果然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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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部转移至地下室的盛世情书店 ©澎湃新闻

 

老板范玉福可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赵勇曾见一位浓妆的中年女士来买文具,10块钱的夹子她嫌贵,范玉福就挤兑人家,“本来是十块多,但只收您十块,看您穿戴这么讲究,我哪能跟您斤斤计较呢。”有时顾客买的书多,想再要点折扣,范玉福也会不耐烦,“已经这么低了,还想怎么着?我真不乐意干这事儿了!您去隔壁看看吧,他们家便宜,盗版的,您又不要!真的,我真不乐意干这事儿了!”

 

但范老板也并不真的那么在乎钱。当冯立意外得知,范老板和自己的硕士导师一块吃过饭、喝过酒,仅因为这点儿关系,范玉福就给了冯立更低的折扣。有时赵勇去买书,忘了带用于报销的公务卡,就跟范玉福赊账,某一天赵勇突然想起,之前赊的两三百块钱还没还呢,等赶去还钱,范玉福却忘了这茬事儿,“是嘛?什么时候?”

 

范玉福声称自己并不看那些深奥的学术专著,也没有这个时间看,“叫我老师都高抬我了,实际我什么都不是,按道理来说,我只是一个服务人员……我只不过基本的业务水平达到了,你给人服务,人问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人打交道,人怎么能认同你。”范玉福把书比作马,顾客比作伯乐,“你什么马放在那儿,人家伯乐挑人家喜欢的马走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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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8年1月的一天,赵勇去盛世情书店,范玉福邀他一块抽烟,选的地儿不是往常的大门口,而是地下室里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房间。赵勇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个空间:一张双人大床就填满了整个房间,墙沿高高堆满了书。

 

赵勇靠在床头,范玉福靠在床尾,两人开始抽烟、聊天。说着说着,范玉福突然提起一本书,蓝英年教授写的《那么远 那么近》,有关苏联作家的随笔集,“我们两口子都读了,写得真是好!”以前范玉福也给赵勇推荐过书目,但从未听范玉福说读过哪本。

 

赵勇表示自己没读过,范玉福再次恳切地推荐,“赵老师啊,我觉得这本书您可真该读读。”回去当晚,赵勇就在家里找到这本书,读了一遍。赵勇在电话里告诉我,“老范的品位还是不低的。”

 

但在范老板那里,意义再次被消解。我问他为什么给赵勇推荐这本书?范玉福说,也不是特意推荐的。那你看过这本书吗?他没正面回答,“我不知道,你说我看不看,我也说不上看不看。”

 

2021年3月14日,盛世情书店要正式停业了,它的辐射也从新街口外大街去往更远处,范玉福贴在店门口的一封手写《致读者信》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辛丑春,因近六十花甲,羸弱多忧。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三十余载,受益良多,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和。”

 

 


“姿态得有”


书店关门第二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晚上6点,一位瘦高、戴眼镜的中年男士站在紧闭的盛世情书店门口。他已经从北师大毕业了十几年,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其实也只来过一两次盛世情,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但昨天他的朋友圈被范玉福的《致读者信》刷屏了,无论是导演、学者,还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一个北师大学生,都在为这个书店的关门而感伤。 

 

其实这书店开了22年,因为年久失修,光线昏暗,墙皮脱落,楼上漏水泡坏了书,天气一热蚊子就多,地下室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环境并不宜人。书也越积越多,书架从地顶到天也装不下,像要溢出来似的,狭窄的过道堆着成捆成箱的书,一抬脚就可能踩到。有的地方干脆胡乱堆积成一座小书山,一旦碰倒,整个地下室就乱套了。

 

范玉福不在乎这些,他每天早上10点多就骑个小电动车来开店。他不是在书架间腾挪整理,就是弓着身子用那台十几年高龄的、已经泛黄的台式电脑搜集书的资料,有时晚上12点才回家。


去年4月,北京新冠疫情还很严峻,他也每天开店。那时生意萧索,没多少人来光顾,但对范老板来说,只要有人来买,哪怕每天只卖10块钱,能吃上饭就行。非典时期他也开着店,“我每天只要在这岗位上,证明书店还在,我们还在抗争(就够了)……姿态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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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盛世情书店 ©赵勇 摄

 

静闲斋书店老板王培臣曾告诉学者冯立,范老板(有时大家直接尊称范老师)眼光好又精明,非常会经营,虽然很有个性,但是大家都非常服气。冯立也写道,大家去丰台西南物流中心或者朝阳王四营挑书进货,如果碰到范玉福,同行一般会先让他挑书,有些图书供应商甚至会优先给他派货。

 

回到最初,范玉福只是北三环边一个摆摊的,三轮车上搭块板,板上摆着那会儿大家爱看的历史人物传记,一度也卖过漫画书。后来,地摊升级成一座铁皮棚子,能遮风挡雨了。飘摇了15年后,1999年,盛世情书店在北师大东门对面正式开张,而书店的最初定位就是主营学术专著。范玉福轻描淡写地说,“我这就跟上学一样,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自然就到(熟悉学术书籍的)那个程度了。”


书店占据了当时最好的开店位置。那时,中国电影重镇就在以北师大校区为中心的“新马太”地区(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这三个地儿的集合)。老北京人都知道,“新马太”是北京吃喝玩乐最时髦的地儿,还坐拥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管虎都在北影厂里长大,《霸王别姬》里的戏台子就在这儿搭的,北师大的学生也经常被拉去当群众演员。

 

那时,新人导演张一白去“新马太”都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他在微博上写道,“每次去那里(‘新马太’),都得顺道去盛世情书店,久成习惯……那个阶段,年轻而努力,对未来充满信心,为未来而充实知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电影重心已然东移,新马太的故事已成传说,买书也已习惯当当京东。”

 

头几年,盛世情书店在地上一层有100多平米的店面,店里除了范玉福和他的妻子范巧丽,还雇了三四个员工,遇到开学季,书店收银台处得排上10分钟队。但2005年之后,随着网购的兴起,北师大周边的民营书店陆续倒闭了,只剩下盛世情。

 

范玉福先是缩减了店面,从地上100平变成了地上15平米,再附加一个地下室。接着又裁掉了所有员工,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经营。再往后,他干脆把地上的店面转租出去,分别租给过文具店、足疗店、美甲店。临街大门上“美甲美睫”的粉色灯牌、“养生足道”的亮黄色招牌彻底包围了“盛世情书店”古朴的实木招牌。有几年要进书店,还要推开美甲店的玻璃门,靠右向里走,穿过暗红色的楼梯才能到达书店——一个没有窗户、晒不到太阳的地下室。范玉福跟一个老顾客抱怨过书店业不景气,但也只能做下去,“赔就赔死,死就死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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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盛世情书店门上贴起了“清仓甩卖”字样的告示 ©澎湃新闻

 

盛世情书店没有被非典、网上书店、电子书击垮,却在2017年11月2日收到了一纸来函,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要中断和书店持续20年的租房合同,让他们限期于当年12月31日搬走。范玉福为此失眠了,头上还斑秃了。他发了一封回函,“接到函后,感到十分意外,措手不及,本店已经和贵厂友好合作近二十年,没有产生任何隔阂。”他写道,家庭全部生活来源和财产都在店内的货物上,实际困难客观存在,无法搬走,因此恳请酌情考虑。

 

当时《北京日报》记者路艳霞致电了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得到的回复是,“只是和书店的合同已到期,今年不再续租了,这是纯商业行为。”

 

半个月后,《北京日报》对盛世情书店的报道发出,书店受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又活了过来。但范玉福始终信心寥寥,店里一直挂着“撤店大甩卖”的标识。3年多过去,范玉福一直告诉来买书的读者,不想干了,这店随时要关门,至于什么时候关还不知道,“等信儿。”

 

左衡在北师大读研、读博、留校任教,如今在距离盛世情只有1.3公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当研究员。以前他一周去两次,现在因为网购的便利,他连去实体书店买书的总体频率都降低了。有几次他开车路过盛世情书店,发现居然还在营业,他的感受变得复杂,“一方面挺踏实,它还在呢,证明还有一些人愿意去实体书店,另一方面我很吃惊,其实在我的心里这种模式的经营应该是早些年就退出了,周边很多类似的书店都已经关了,我就很佩服范老板,在读者都不那么忠诚的时候,他还那么忠诚地干下去了。” 

  



解脱


范玉福收拾书店已经收拾了一年多。

 

2017年的撤店风波暂平之后,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起诉了范玉福,2019年11月29日,范玉福收到了判决书,他败诉了,必须马上清退书店。也是从那天起,他说自己几乎也没再休息过。

 

白天看店,晚上收拾,“摊子太大,因为犄角旮旯哪儿哪儿都是书,我得给它归类整理。”“在消耗战的过程当中,我坚持下来,我感觉就挺开心的事了,(你不知道)真正我顶了多大的压力,我如果是一般人早崩溃了。

 

书店关门当天下午,《致读者信》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理想国发了微博,转发量超过5万。编剧史航也发了微博,“虽然连告别都来不及说,看到老板的告别信,觉得真好,社会人难有风骨,文人还有。”张一白也写道,“瞬间引发回忆:我的青春和我的读书生涯和那个瘦削戴深度眼镜说话嗡嗡的老板,六十后面那个花甲二字,刺目且伤感。”

 

媒体记者们都在寻找范玉福。书店关门第二天一早,我给范玉福的妻子范巧丽打了电话——范玉福很少用手机,因此书店的联系方式就是他妻子的电话——电话里,范玉福跟我聊了几分钟,说昨天搬书搬了8个小时,书还在收拾,等忙完了再说,电话就挂了。这天,《致读者信》也撤走了。再之后,听说其他媒体打电话过去,就无人接通了。

 

我请求北师大教授赵勇帮我联系,下午5点,他给我发回范巧丽的微信回复,“今天打电话要采访的人太多了,不胜其烦。我这儿乱糟糟的,一直在收拾,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唉,这种行业有啥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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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的盛世情书店 ©李婷婷 摄

 

我是在书店关门第五天晚上见到的范玉福。盛世情书店里突然亮了灯,我去敲门,范玉福就套着围裙,坐在空荡荡的书架和几个纸箱子之间吃晚饭。明天就是这间店铺正式交接的日子。范玉福说,“这不是整理呢嘛,今天完事了,我一直这些天没休息就归置,狼狈,你看。”


这几天他一直在书店里头收拾,为了避人耳目,他在玻璃门上挂了一张小熊床单,连一楼的灯都不敢开,“我都是黑着灯下楼下干去,我一开着灯就招人,人知道屋里还有人,我不是那种张扬的人,你知道吗。”在地下室收拾累了,他就躺在一张蓝色单人弹簧床上歇会儿,“累得我真的跟孙子似的,你们不知道。”

 

所有书终于都被归置到了三个地方:范玉福的家——“我家里就110平的房子,我这书现在最基本也得占用了50平米”,离书店不远的50平米的半地下库房,以及最近刚租的20平米仓库。“解脱了,真解脱了,要不是我在那个泥潭里拔不出来,有点太沉浸里面了。”

 

提起已经关门的书店,范玉福没有丝毫遗憾,“(我)能被人家认可,尤其是被这些个……读书人认可,我觉得就知足了是吧。这些读书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在圈里应该有影响力的人吧,有话语权的,你还想怎么样,人活一辈子,干一个知足、干一个喜欢的事,那还不开心啊。”

 

原本他还指望两个儿子可以接管书店,但“时代不同了,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大儿子本科念的图书编辑(范玉福给选的),研究生就改念计算机了,二儿子本科念的车辆管理(还是范玉福给选的),现在也准备跟哥哥一样,考计算机的研究生。两个孩子从小就不喜欢看书,也不常去书店,只在高中寒暑假时每天给50块钱才帮忙顾店。但范玉福觉得,也不是非看书不可,“有(书店)这个环境的熏陶,这个土壤它是肥沃的,你不读书也能让你感觉到在这里边能接触一些外边场合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没有一股铜臭,所以他们现在还像个男孩子的样儿,没有那种圆滑、狂妄自大。”

 

范玉福从小就跟随父母从马甸(也是盛世情不远处)下放到了300里地以外的延庆县花盆公社,“山沟嘛你知道。”多亏了知青们偷偷带去的书,以及小学三四年级时,老师把他任命为图书馆管理员,“农村的图书馆能有多少书,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口啊。”范玉福念完高中之后,父母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他和姐姐两个人。“我都是一个人出来在这社会上混,这社会也没给我带坏,我自己能端正我自己,我就很不容易了。”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开书店,“我也自私,开书店完全是为了自己能明白点事,哪怕说句不好听的,没裤子穿吃不上饭我都不害怕,我就害怕这思想的东西没有改变,这是最可怕的,你这一代没改变,下一代还是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够脱胎换骨。”

 

书店关张后,范玉福打算回延庆开民宿,老同学、老朋友都在那儿。民宿里当然要设个阅览室了。但范玉福并不打算把盛世情的学术书籍运过去,谁看《新石器时代考古》这么深奥的书啊?得“闹”点儿的,就像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种大家容易接受。

 

他会继续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书,至于以后还进不进新货——范玉福像被看透了小心思,笑了起来,“有合适的还接着进呗,就跟你们双11、618剁手一样,我就是这病了,怎么办啊,治不了了。”

 

要是这辈子卖不完库房里那些书,范玉福并不打算把书留给两个儿子,“你扔给他,将来你不在,必然他给你卖废品了。”


曾有位来自沧州的老先生临终前给范玉福寄来了一箱书,那里有他保存的清代线装本《黄帝内经》和光绪年间的《诗经》,书脊都散架了,书页上都是虫蛀。老先生此前只来过几次盛世情书店,和范玉福并不算熟识,“他觉得这些书放在老家会被糟蹋,一张纸也不会剩下。”

 

现在范玉福也计划好了,等他离世,就让孩子们把书全烧给他,“我宁愿这些书跟着我走”


◦ 实习生韩晨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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