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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新冠肺炎——我们的战争”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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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 股神 股神 胡同理事会 大资本家 大资本家 水龙王

发表于 2020-1-30 07:53 AM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20-2-9 07:38 PM 编辑

为了能去支援武汉,护士妻子取消了我们的婚礼丨人间

 金多多 人间theLivings 20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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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征召,你就报名,争取加入第二支队伍。我结束隔离后,也会加入心理援助队伍。你去,我也去。他们不能来,我们过去!”



配图 | 关斌斌


征    稿




从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现,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的全面爆发,情况的发展揪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一切人为的错误而义愤填膺,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让我们在乱世中紧握双手,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1



2020年1月27日,正月初三。
从早上开始,我的手机就一直在响。岳父岳母,我的父母,一直在打电话询问我和妻子的情况。
我不敢发恼,来回给老人们回复都是那两句:“我们好得很,不用担心”、“你们不要出门,在家里安心待着,等事情过去。”
虽然我在电话里这样安慰着老人们,但我的手一直来回到处摸东西,内心不能安稳。
因为,我的妻子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



1


2020年1月21号,腊月廿七。
我的父母从湖北孝感老家出发,乘车去往武汉天河机场,准备飞来我们这里,为我们筹备婚礼。
我和妻子领证之后,两边的老人把婚礼定在正月十二。妻子早早地向领导提出了婚假申请,但在疫情来了之后,她立即取消了申请。
22日凌晨,我在机场刚把父母接上车,妻子就打来电话:“你赶快给爸妈买下一趟回武汉的机票,现在就回去,不要过来了!”
我父母刚下飞机,妻子就让他们立即返回,让我心里烧起一阵火,难以抑制。我忍不住对着手机吼了起来:“你不见就不见,想去哪里去哪里!”
吼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前几日,我想给父母订机票时,武汉已经有疫情的消息传出,妻子跟我说:“现在还不清楚(病毒)是不是人传人,还是叫爸妈不要来了,再等等吧。”
我一时难以接受——两边的父母离我们都很远,我们又都是医护人员,时间难以调配,凑到合适的时间举办婚礼、度一个婚假很难。
我俩的婚礼一直拖着。临近新年,从不催促我们的岳母,都成了最心焦的那一位,她要求我俩今年必须完成婚事。
那天,我俩大吵了一架,吵完后我没有听妻子的话,还是执意让父母从湖北赶过来。
我妈坐在车里,小心翼翼地探过来问:“又吵架了?要不……”
“没事。”我启动汽车,“莫问了。”
回到小区停好车,我抬头看,家里没亮灯,也不知道妻子在不在家。我犹豫了一下,想了想她之前的话,没敢让父母先上楼。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妻子的号码,她说她正在准备上班。
“你又要跑去哪里?爸妈都来了,你不知道下来见一下?”我仍然没有好语气。
“不跟你说了,通知调班,人手不够,我现在要去。”她匆匆挂了电话。
我妻子所在的医院有一支专业的体外肺循环医护队,这样的队伍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不多,在这种疫情紧急的时刻,他们不仅要负责日常重症患者的护理工作,更要随时预防着其他医院的临时抽调。
此时我才意识到,疫情可能有些严重了。



2


2020年1月23日,腊月廿九。
早上醒来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都是武汉市“封城”的消息。我父母已经准备到另一个城市自我隔离14天,暂时不回湖北老家。
我想让二老留在我这里过年,可我爸说:“你们都在医院工作。我们是小地方来的,那里人少,也不走动,我们一路都是戴着口罩,你不要担心。我们身体虽然没什么问题,但是留在这里,对你们的工作会有影响。”
父母在我家,只逗留了一个晚上。
期间,我拨打妻子的电话,一直都是显示“不在服务区”。我无法确定她是故意把手机开了飞行模式,还是把手机放在了没有信号的科室里。
直到准备开车送父母离开,我还在急躁地点着屏幕,不断拨打妻子的电话。我爸一把把我的手机抢过去,“行了,她就是干这份工作的,这个时候你给她添乱,就是给她惹麻烦。”
“那还结不结婚了!”我扭过头,大声抱怨。
“结!”我妈说,“怎么不结?这么好的媳妇,等这个事结束了,给你们风风光光结!”


我送走父母后,妻子才下夜班。她休息前抽空发了个信息过来:“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伍,近期可能要驰援武汉,我要报名。”
我的心突然像跌落山崖一般,只会胡乱蹦跶了。我开始疯狂地给她拨号,打了十几个,但只接通了一次。
“你不准去!”我刚说了四个字,她立即就把电话给挂了。
妻子下了夜班,在单位休息室里只短暂地睡了几个小时,又起来继续待命。因为没有时间喝水,无法按时吃饭,她出现了低血糖症状。
第二天早上,妻子给我发来一个消息:“身体原因,无法加入第一批支援队伍。”
我立刻松了一口气,又立即给她打电话,“你听我的,去跟上级说,就说你接触过我爸妈,算高危人群,申请居家隔离,哪儿都别去了,好不好?”
“你他妈也是个穿白大褂的,这个时候说这种谎,你有点责任感没有?!”说完,她又挂了电话。
我们从读大一时就在一起了,这么多年来,妻子从未跟我发过这样的脾气,这也是她第一次对我破口大骂。我不敢再往回拨了。
虽然我们都是医生,但专业不同,彼此很少过问对方工作上的事。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几乎没有时间碰面,时常是她回家,我出门,我回来,她又不在家。我俩没有时间交流,连吵架都要隔着电话。
我突然意识到,妻子前两天故意不见我父母,可能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她一直都在怕自己不能坚守岗位。
我明白,这时候要是有情况,以妻子倔强的性格,她定然要在第一时间顶上一线。我一下子就理解她为什么在我父母 “去留” 的问题上,如此不讲人情了。



3


市里所有的医院在第一时间下达了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培训通知。但直到武汉封城之前,我都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整个朋友圈都在求购口罩,询问各种所谓的“内部消息”。网上到处是关于疫情或真或假的信息,也时不时有些官方的辟谣公告。街上没人,小区里只听得见远处零星的车声,我感受到了人心惶惶的紧张气氛。
直到下午,妻子终于可以回趟家了。我在窗边看她的车由远及近,最后停稳在楼下才敢安心。
“老公,我想吃碗云吞。”妻子进屋只说了一句话。
我进厨房打着火,不知为什么,开始边煮云吞边落泪。妻子见我半天不出去,走了进来,她从后面抱着我,轻声说:“没事,都会过去的。”
妻子吃云吞的时候,我再次鼓起勇气劝她:“跟你们领导说,别去上班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当放个假行不行?”
妻子慢慢放下筷子,喘了口气,直直地盯着我,“这个时候,我们医护人员不去,谁去?难道让老人孩子去?”
我说不出话来。
她又说:“你就在家,好好把家务做好,把我弟弟照顾好。等你隔离完没有问题,你也要准备回到岗位,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大学毕业后,妻子成了一名护士,我做了心理治疗师。
我们一起在这个城市里努力工作,因为妻子,我也爱上了这座城市,爱上了这里的人、这里的风景、这里的饮食。
跟大多数因为就业才选择护理专业的人不一样,妻子选择做护士的原因非常纯粹,就是因为她想干这行。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当医生,我分不够,那我就学护理,也算治病救人。”
她表面看起来神经大条、迷迷糊糊,其实是一个极有原则和毅力的人。特别是在督促我洗碗、拖地这些事情上,从不喊累,次次及时。
2014年,她参加实习,很多同学在学校当地找实习单位,只有她跟着几个其他班级的护理学学生去了广州,而且一去就要9个月。
想着要分开这么久,我有些怨恨,假装逼她,“要么去广州,要么分开”。可她却说:“广东的医疗水平比我们这里发达,去接触一流水平的医院,才能学点真东西。”
实习的那段时间里,她和几个同学就住在医院附近的一栋民居里。每天跟着带教老师倒班,没有工资。
2015年的元旦,我去广东看她,她执意要给我煮碗面接风洗尘——她从床底掏出一个电磁炉,白水挂面,最后小心翼翼地抓了一把小虾米,放了进去。
那碗面,我是就着眼泪吃完的。
正式入职的时候,她非要去医院新建成的重症监护室,我强烈反对——她一个身高不到1米6,体重90来斤的小姑娘,怎么面对那些毫无自理能力的重症患者?我无法想象。
但她最后还是去了。
ICU,一个天天都在经历生死的地方。她曾经是个见到小狗都要躲着的小姑娘,却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一个大夜班,两个小夜班,两个白班,一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肩周炎、神经衰弱、静脉曲张,一切医护可能有的职业病,她也有了。
不知道多少次,她回到家累得睡不着觉,摊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就用从网上学来的蹩脚的按摩手法帮她放松肌肉。
每当这时候,她就强打着精神试图安慰我:“这么好的老公,要悄悄藏起来,不能给别人发现哦。”
但我笑不出来,每次都小心翼翼地问她,“要不,换个科室吧。”
她只会摆摆手,然后把头深深埋进枕头里。
2017年,有一次她发烧来,还想挣扎着起来上夜班。我把她按在床上,拨通了护士长的电话想帮她请假,没想到电话刚接通,她一把就把手机抢了过去,说:“护长,我现在去门诊,先检查一下,没问题我就上班。”
临出门前,她还安慰我,“重症监护室成立不久,肩负着全院重症患者的监护职责,一个萝卜一个坑,平时都是超负荷运转。人不多,没大事,我不能请假。”
她曾经参加过医院的演讲比赛,演讲稿我看过,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我深刻地记得每一个夜班,ICU的病房走廊里,只有护士和医生咚咚的脚步声。我们不敢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步奔向的方向,都有一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



4


我和妻子领结婚证的那天,岳父在饭桌上跟我说过一番话:
“为什么当初要让她去学医?因为无论乱世还是太平盛世,学医的人既能保全自己,也能悬壶济世。做人要积德,为子孙后代积福。生活清贫不算什么,心里问心无愧,活得安稳。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是岳父第一次跟我严肃地谈话,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把这话向妻子转述了一遍,又问她:“你爸有没有跟你这么说过?”
“嘿嘿,都听出茧子了。”她笑着说。
我的岳父是一名有着30多年警龄的基层干警,本来今年他就要退休了,单位就想安排他到轻松的岗位上工作,但他不愿意。
他一直待在派出所,跟年轻人一样熬夜班、出警。我开始渐渐明白妻子对待自己的职业为什么这么“轴”——这显然是父亲以身作则对她的熏陶。
后来,我也跟父母转述了岳父的话。我妈听完,叹了口气,说:“你这是走了运呐,她爸教出了个好女儿。”
我和妻子都出生在普通家庭,父母们无法给我们很多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没想到,当我们终于有能力举办自己的婚礼的时候,会遇到这样全国性的疫情。
在大国小家面前,妻子选择前者。我考虑了很久,推迟婚礼的事,要怎么跟双方的老人沟通。
我妈接到我的电话时,几乎没有犹豫,“反正武汉封了,湖北的飞机动车都停运了,我们一时半会也回不去。现在我们全家都支持她的工作,什么时候疫情结束,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你也别给她压力,该支持就支持,她的责任很重,你要体谅。”
给岳母打电话时,她有些担心:“她哪扛得住啊,要不就说要结婚,请个假去……”但她话还没说完,岳父的声音就传来了,“你叫她不要担心,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以工作为重!”
岳母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我没有再劝说妻子离开岗位,老老实实地跟单位报告了父母的动向,又嘱咐父母向现在所在地居委会登记,不要出门走动,等待隔离结束。
我也开始在家自我隔离,不出门,点了外卖也让小哥放在门口,等人走了我再拿。此时此刻的我,反倒比平时更想回到岗位上去,因为我的妻子也在医院奋战,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深知妻子肯定会再次申请加入驰援武汉的队伍,思考再三,我也给医院领导发了一条短信:
“主任,我跟我老婆以及家人都没有出现症状,请组织放心。我是个党员,现在一切听从指挥。如果我恢复上班,疫情发展更严重,医院要派人驰援武汉,哪怕我不算是专业人员,我也请求将我派过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如果期间需要我家里人配合检查,我们也会全力配合。”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她回复了一个“亲亲”的表情。



5


到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为止,我们这座城市已经确诊了几例新冠病毒的患者,收治在传染病医院。
妻子所在的医院因为抽调了一批医护人员驰援武汉,人手变得紧缺,她只能连轴转。这几天她一回到家,吃完饭就立刻休息。
她放在床头的手机连着蓝牙音箱,音量调到了最大。她生怕错过科室的紧急电话。因为睡眠不好,她睡前都要吃颗褪黑素,她说:“如果哪天我吃这个也睡不着了,那就吃安眠药。”
今早,科室给她打电话,她立即起床准备上班。出门的时候,她疲劳地坐在门口,急急忙忙地往脚上套鞋子。脚刚蹬进鞋子,她突然停顿了一下,“咱爸妈呢?你记得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好。”
我的眼泪突然就绷不住了,摇摇头,说不出话。
“嘿嘿,没事的。”她摸着我的脸,“叫他们别过来,等好了,我们过去。”
“嗯!”我低着头,收拾她的拖鞋,不敢看她消失在电梯里的身影。
我记得她第一次见我父母,没有犹豫,张口就喊:“爸妈好!”我妈一愣一愣的,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的手翻来覆去,嘴巴哆哆嗦嗦的,“哎呀,改口钱没准备呢,嘿嘿嘿……”
我妈的老寒腿适应不了南方的天气,去年7月份,她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正赶上多雨时节,腿疼得睡不着。
妻子每天都给我妈做艾灸,一有时间,就带着她下楼散步。我妈总跟我说:“你要是再跟她吵架,就自己滚出去,我只当自己养了个女儿。”
这天,妻子的医院,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伍出发了,重症监护室的技术骨干都加入这支队伍。他们是我们这里,唯一有能力熟练开展体外肺循环的专业队伍,这个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严重的肺炎患者活下来的机会。
妻子抽空发了一个朋友圈:“加油武汉,愿同伴平安凯旋归来!”她还让我快去点赞。
我知道,此时的她肯定也想奔赴武汉一线,跟她那些可爱的小伙伴一起,治病救人。我立即向她发短信:“如果再征召,你就报名,争取加入第二支队伍。我结束了隔离后,也会加入心理援助队伍。你去,我也去。他们不能来,我们过去!”
我把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定格在湖北卫视,关注着疫情的动向。全国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伍,已经陆陆续续到位,一支从重庆去的专业医疗队,正在紧急集结,马上就要奔赴岗位,去我的老家。
老家的朋友都在转发消息:哪里的医院还需要什么物资,捐助电话是多少。
我还是不能出小区,只能到楼下的车库,把电动车充好电,放在离出小区最近的门口。又在家里熬好了一大锅粥,用电磁炉小火保温着。
我给妻子发了条信息:“现在正值人手紧缺,如果医院里有人需要吃东西,我托人第一时间送过去。我无法到岗,至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你可拉倒吧,你的粥谁……”手机上只回了半条信息,应该是没时间发完。又过了约半个小时,她发来一个亲亲的表情,接着,就再没有消息。
妻子的弟弟正在上初中,放寒假就来了我们这里玩。这个学期,他在班里考了个倒数第十,到了我家也是一直在玩游戏,不做作业。这阵子妻子工作忙,没空管他,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
但就是这几天,弟弟可能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一直追问我疫情和他姐姐工作的事。除了写作业,他就跟我一起盯着湖北卫视,还时不时的跟我展示他和小伙伴的聊天记录,全是跟武汉有关的信息。
早上妻子出门时,弟弟没有出来,他在房间里老老实实地做寒假作业。我煲好粥走进房间,拍拍他,跟他开玩笑:“你又没被隔离,出去动一下,打打球,窝在家里干什么?”
他低着头,手没停,“姐姐下班回来,我要跟她说作业写完了,免得她操心。”
我注意到抄写的纸上,似乎有水干了的痕迹。可能他长大了一点吧。



6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双方父母打来的电话一直没停过。
岳父说,老家现在也出现了一例确诊患者,而且就在他们居住的城区。我以为老人有些恐慌,就赶紧嘱咐:“你们不要怕,不要出门,就在家里待着,去菜市场一定要戴口罩。”
没想到岳父打断了我的话,他淡定地说:“只是想你告诉她,我们没事,不会随便出门,也不会让亲戚过来串门。让她不要担心我们,也别操心外婆,安心在岗位上工作,做好个人防护。家里的一切,你们都不要担心。”
过了一会儿,我妈也打来电话,她还在担心我们是否在吵架:“你要让着她,她工作辛苦,现在又有些危险,你把家里的事做好……”
“知道了妈,我们好得很,哪里都不会去,就待在家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是。”我妈说:“儿子,你听我说,现在国家需要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国家需要你们去那里,你们就去那里。我跟你爸爸,不需要你们担心,不用操心我们,这里好的很,有吃有住有玩,都好。”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电视里,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防护物资,都在往武汉飞驰而去。像妻子这样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是数不胜数。那些在医院工作的同事们,此时都结束休假,坚守在岗位上。
我的朋友圈里,都在转发一张图片,上面这样写:他们都是一群孩子,但他们穿上了白大褂,就成了敢跟死神叫板的勇士。
他们是孩子吗,我不敢说,他们也有老婆、丈夫、孩子和父母,都是普通人罢了。但他们是勇士吗?是!他们身穿白大褂,奋力战斗在疫情的第一线,用肉身挡在所有人前面,筑起了一道墙。
就像妻子说的:“你们别来,我们过去,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去。”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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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6 05:34 AM |显示全部楼层

风暴眼中武汉人: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丨人间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2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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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暴眼中的一位普通市民,我在自己意识里构建出的安全感,在生活的随机性前,就如潮水中的沙堡,一下就被分崩离析了。



配图 | B站UP主林晨同学自制视频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2



1


我原本以为12月30日只是个普通的日子——办公室的同事们,提前好多天就开始讨论怎么跨年;微信的朋友圈里,有人发着“2020年,请对我好一点”。或许好些人的2019年都过得有些辛苦,我们虽然嘴上自嘲,但心里依然暗戳戳地希望,新的一年,一切能会好一点。
一早起床,就看到好友在微信上发来的几张截图和一段语音,点开一听,声音有些急切:“听说了吗?SARS卷土重来了,就在我们武汉!”
我愣了愣,点开那几张截图,图片像是来自医院内部医生群的聊天记录,还有一张疑似卫健委发出的紧急通告。我的心跳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内容,里面的逻辑和细节似乎可信度颇高,但是我还是觉得有BUG:“你看那张卫健委的通告,文字都是歪的,这图是P的吧?等会看看会不会辟谣吧。”另外一个好友在群里也说:“嗯,假的吧,造谣者真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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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传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图片

遥想2003年SARS时,我们仨正读大三。虽然那时武汉疫情较轻,但各所大学依然封了校。年少轻狂的我们无知无畏,翻墙溜出去玩耍,回来时被学校保安抓住,说是要记过,我们哭得稀里哗啦,求教务处主任网开一面。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但那场SARS,在我脑海里就如一片蒙着白雾的沼泽,虽不愿靠近,但偶尔也会想掀起面纱来看看。

一整天过去,我们都没等到辟谣,类似的消息反而越来越多,朋友圈里、微信群里,各种声音争先恐后地冒出来,让大家将信将疑,之后又听闻有专家组来到了武汉。第二天下午,政府第一次公开通报称,27例病例中,其中7例病情严重,调查华南海鲜城,又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病情可防可控。
看到消息后,我也舒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政府的反应速度比较快,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在这样一个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个数字可以算是个例了。
既然政府开始干预了,那应该都在可控范围内。


华南海鲜市场是个综合市场,除了海鲜外,还设有专门的水果、牛羊肉市场等,东西新鲜又便宜,很受本地人欢迎,以前我也偶尔会去那里批发采购些水果,但却一直不太喜欢那里的环境——偌大一片市场,整齐划一地搭建着低矮的房子,却给人一种杂乱的感觉:货箱常常随意地堆在摊位旁,甚至就在垃圾桶边,地面永远有一洼一洼的污水,一不留神就踩一脚臭。路过摊位时一旦目光在货物上略有停留,就会有热情的摊主上来挽住我的手,生拉硬拽地把我往店里拉,那种热情,让人感觉不买上三四箱东西就脱不了身。
我认真又疑惑地问同事,“是海鲜出了问题吗?”同事便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真不知道那个市场里有偷偷卖野生动物的?”
“还真没注意过。”我转头又问同办公室的小姑娘,“那你们今天还去跨年吗?”
“去呀,干嘛不去?早就和男朋友约好了。”她嘻嘻一笑,高高举起手里的一个棉布口罩,那是她入冬以来每天上下班都戴着的,“做好准备就行,我们去东湖,那边宽敞,没事的。”
旁边有人问她:“你知道‘非典’吗?”
小丫头眨巴眨巴眼睛:“知道啊,怎么不知道。不过那时候我才6岁,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
我有点担心,又给90后的妹妹打电话,问她晚上会不会取消跨年的安排,她迟疑了许久,回答我:“还是会去吧。”她又说,原本她提议取消活动的,结果同伴笑话她“惜命”,“该吃吃该玩玩,这样怂哪里像新时代青年?”
临挂电话前,她追问我:“这个应该没事吧,我看网上都说还好。”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她:“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去。我也建议你不要去,但你还是自己做决定吧。”
说真的,我害怕回到17年前。每当回想起曾经那种“呼吸都会传染”的恐惧,还是会从心底深处泛起寒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SARS对90后来说只是一个偶有所闻的名词,对于或猎奇或显摆的野味爱好者来说,亦是转瞬即忘的过往。
于是,12月31日晚上,武汉无数年轻男女聚在一起,在倒数的欢呼声中跨年,迎接新年的喜悦冲淡了各种小道消息所带来的丝丝不安。



2


2020年的第一天,华南海鲜市场封市,外墙上的《关于休市整治的公告》格外显眼。听到消息,我爸还感到有些惋惜。他最喜欢在节假日或家庭聚餐前去那里,挑上满满当当的原料回来。他说,那里的海鲜最新鲜最便宜,盒马鲜生里做特价的帝王蟹,还远比不上华南任何一个小档口的货物美价廉,“你们年轻人不会买,只能去那种生鲜市场,我们老武汉都知道,华南的东西最好。”
此后,我身边便少有人聊起“肺炎”了。
之前所有的消息就像一颗扔进了湖里的石头,激起几圈涟漪后便悄无声息。中间是有过一次官方通报,病例数并无明显变化,我们都认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临近春节,每个人的心头都被一堆事情占据:白领们忙着年终述职,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关注着期末考以及放假后的狂欢放松,长辈们忙着打年货,惦记着一年到头最期盼的家人的团聚。走上街头,整个城市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当然,所有这些,都在后来在网上被广为诟病。在网上流传的段子里,武汉人“无知,鲁莽,且心大”,但当我们自己回头再看那过去的大半个月时,有懊恼后怕,也有一丝委屈。
1月5日,第三则通报发布,患者增至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
1月10日,有认识的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每天早晚各一次通报是否有疑似病例出现,说完,又谨慎地叮嘱我,不要外传,聊天记录被迅速删除;
1月11日,第四则通报发布,通报里第一次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表述,也出现了第1例死亡案例;
1月15日,最新的通告里多了一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有朋友发给我截图——天河机场已要求设立体温监测点,对发热旅客临时隔离,并予以免费退票或改签服务。我赶忙翻出家里以前囤的口罩,嘱咐父母、老公和孩子都戴上,然而,全家上下没一个人配合。
我父母是典型的老武汉,骨子里带着一股“啥都不是事”的性格,我一说有病毒,他们便捂住耳朵:“我们非典都经历过了,放心!”老公则对我递过去的口罩直摆手:“大街上哪有人戴口罩?我一个男人戴口罩要被人笑话的。”孩子小,不懂事,嫌口罩憋气不肯戴。最后,连我也赌气把口罩扔回了抽屉,自我安慰说,反正没有人传人,也许就像禽流感吧,罢了罢了。
那几天,姨爹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里的他拿着一壶酒自斟自饮,配文是“专家说酒精能杀毒”。年轻的表弟媳在家庭微信群里忍不住跳出来想认真辩论,我拦住了她——这只是父辈按他们的幽默感开的一个玩笑而已,没必要过度解读上纲上线,真的没必要。
还有初中同学想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日期定在1月18日,响应者众多,那天是南方的小年夜——后来被网友们责备的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也在那一天。毕竟“过了小年便是年”,从那天开始,远方的游子陆续归家,一场大规模的聚餐季就此拉开了序幕。


现在想来,我的恐惧比别人来得略早几天。1月16日下午,好友张璐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紧张地告诉我,她公司的同事家出事了:
大概10余天前,这位男同事一家在某购物中心吃了一顿晚餐,没多久就全家都病倒了,其中同事的母亲病得最重。一开始,症状还都只是头痛、咳嗽发烧,家人只当是寻常的感冒,吃药数天后不见好转,才去家附近的社区医院治疗。可老人的病情越来越重,同事这才紧张起来。几天后,社区医院建议转院,老人在14日转入上级医院,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便去世了,那位同事和家人也被迅速转入隔离病房。
张璐平素一直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千头万绪,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才理清思路,先给爸妈打电话,把事情说了一遍,叮嘱他们出门一定戴好口罩,不得大意。从这天起,父母就改掉了遛弯儿的习惯,推掉了老伙计们的聚会,出门买菜时也会老老实实地戴上了我送去的口罩,用完后还会提醒我及时送去。
我赶紧在网上下单了100只口罩——谁能想到,就在几天后,几乎90%的口罩一夜售罄,还有一些被高价挂出。在后来“一罩难求”的日子里,我看着家里越来越少的口罩,还是后悔自己买少了。
而原定18号的同学会,我决定不去了,我当然没能阻拦别人都不去。好在直到现在,同学们都还没有什么状况。



3


1月19日到20日,通报里,武汉一夜激增了136名确诊患者。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言称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
这就是一道分水岭,所有的紧急情况和大量患者好像是一夜之间出现了一般,令人措手不及,祥和的生活瞬间被颠覆了。
那些一度暗自涌动的恐惧彻底被点燃,曾言之凿凿的“没事”反噬出更多的慌乱,每一个人的不安都仿佛冲到了顶峰。微信里的每一个群都在讨论,哪里还有口罩卖,该怎么戴口罩,消毒仪有没有用,肺炎到底有什么症状……朋友圈疯传有人只是在天河机场转机时待过2小时回头就生病了,魔幻的说法传来传去,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是真是假。
天阴了,一整座城市草木皆兵。
21号凌晨,我被自己猛烈的咳嗽声惊醒,胸口一阵喘不上气,看看时间,3点10分。我猛地坐起身,内心被恐惧感充盈:我被感染了吗?不是没有可能啊——在之前漫不经心的那么多天里,我做过多少“高危”的事情:
我去看过一场电影,100多人的观影厅里座无虚席,整整2个多小时的观影时间,密不透风的环境,若有一个潜伏期的感染者怎么办;
我去吃过一次日料,号称可以生吃的温泉蛋,我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
再往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某品牌的衣服打折力度很大,我赶在周末去抢购,店里人头攒动,摩肩擦踵;
这些天里我还数次出入医院,虽然后期戴了口罩,但有时也会摘下随意往口袋里一塞,过一会儿又掏出来戴上;
……
我细数着过去20天自己做过的事,越想越惶恐。
老公问,会不会是你的心理作用,紧张了,所以觉得不舒服?我摇摇头——白天我紧张时都没有这样的反应,像这样半夜咳醒,应该不是心理作用而是身体确实不舒服了。
老公露出了少见的紧张神色,起身翻出点药,让我先吃下。一向抗拒吃药的我乖乖将药吞下,测了一下体温,还好没有发烧。怕感染老公,我戴上一个口罩躺下。可咳嗽时戴上口罩就更觉呼吸不畅,我只好再坐起来,半靠着床头,迟迟无法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8点。老公似乎是一夜没睡,半睡半醒间,能感到他时不时来摸一下我的额头。
起床后,我先是走进卫生间准备洗头——我害怕如果要去医院,可能很久都不能好好洗头了。老公慌忙拦住我,问我“傻了吗”,“这个时候洗头只会加重生病的风险”。他罕见地发了脾气,我也只好作罢。
老公下楼去买药,许久才回来,一盒网上热传的连花清瘟胶囊,一瓶维生素C咀嚼片。我哑然失笑:“网传的这种方子你也信?你怎么不干脆买点板蓝根?”老公也笑:“你倒是想,板蓝根又一次被买空了,这个连花清瘟都只剩最后一盒了,被我抢到了。”见他带着一丝得意的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过一会,他又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我:“你知道这药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不收医保了,只收现金,连花清瘟40多,维C60多!”
我吓了一跳:“不是说不让涨价吗?”
“咳,这个时候你还能计较这些?先把病治好吧。”
我24小时戴着口罩,尽量远离老公和孩子,吃饭也是用一次性碗筷,夹上菜一个人站到阳台的窗户边上吃。因为要通风透气,家里关了暖气和空调,我在窗边瑟瑟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
有朋友知道我不舒服,有些担心,犹豫着说要不去医院看看?我思索了一下:算了,去了估计也看不上,弄不好没病也会染上病,再观察一下——如此,我在自己意识里构建出的安全感,在生活的随机性前,就如潮水中的沙堡,随时会分崩离析。
一直以来,我家都有春节出游的习惯,年前请上几天年假,连上春节,也正好错开高峰期。今年因为工作计划调整,本来就取消了旅行安排,老公却突然又提起了这茬:“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吧,没安排就随便走,避避风头?”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老公也没有多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放弃了“逃离武汉”。



4


23日早上,一觉醒来,已是快9点,我第一时间打开手机:“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果然“封城”了。
我问朋友,当年“非典”时封城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有些记不得了。朋友说没有,就是各自隔离。我心底升起一丝慌乱,难道这次更严重?
老公有点懊恼前两天没有离开武汉,我倒不以为意,我俩老家都是武汉本地的,离开了,哪里是去处呢?
手机里的消息已经爆炸起来,流传的图片里,有超市空了的货架,50元一颗的大白菜,90元几根的蒜苗,还有“加油站即将停止加油”的传言——这些在几天后大都被证明是谣言,但在当时,还是让我不由得产出许多焦虑。
我看了看冰箱,家里确实没有什么存粮,我不爱囤菜,就算前几日担心,采购食材也最多只够两天的量——还有,家里小车的油,几乎也要见底了。武汉停掉了所有的公交和地铁,取消了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将按单双号出行——如果车没有油了,该怎么出行呢?
我让老公出门采购一下“补给”。几小时后,他姗姗回来,告诉我超市的货架确实已经快空了,结账的队伍蜿蜒如蛇,看不到头。他不想在人多的地方停留那么久,干脆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菜场,相比超市还算稳定的物价,菜场的小贩随行就市,菜价加得老高,3个小土豆,就收了他25块。
加油站更是每一家都排起了长队,目测加上一箱油得等2小时以上。在油箱快要见底时,老公才找到一个车相对较少的加油站。好在,“限制加油”的传言被证实为谣言,我的心才稍微安下来。
告诉10岁的孩子,他可能会延迟开学了,小朋友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这些天,孩子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也会问:“妈妈,这场病很严重吗?”但孩子终究是开心的,他说,好久好久没有一家人全在家里、爸爸妈妈哪儿都不去只陪着他的时光了。


傍晚,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电梯间里,散落满地的垃圾。物业工作人员呼吁大家:非常时期请务必注意公共安全。
整个业主群立刻哗然,大家义愤填膺地要求物业调监控,有眼尖的业主看到照片里有快递袋,冲到保洁阿姨那儿,拍了快递袋上业主的房号和电话,发到了群里。有人大喊打电话,有人提醒这样透露他人隐私是违法,发照片的邻居很快撤回了照片,扔垃圾的业主却迟迟没有出来道歉。
在这个小区住了好久,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稍晚时我去扔垃圾时,才知道:集中的垃圾回收箱在一楼,有传闻楼里好像有人发热,但只是“听说”,没找到是谁,一时人人自危,难怪有邻居在业主群里怒喝:“如果你家的垃圾里有病毒,你这么扔在电梯里,岂不是把全楼的人都害了!”
这话虽一闪而过,我的心却咯噔一下,难以自抑地就对进入电梯充满了恐惧感。但我家在27楼,走楼梯上下显然是不现实,如何处理垃圾,竟变得让人为难。
我想,之前在电梯里扔垃圾的那个业主,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吧。城市仿佛一瞬间停摆,我们措手不及。



5


晚上和朋友聊天,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走了没?”
张璐原本早已约好了一个在恩施的朋友,全家一起去外地过春节,家里有两辆车,足够带上一家三口再加上双方父母。但是考虑婆婆癌症刚做完化疗,5岁的女儿也刚做完小手术,又顾虑到春节后春节返岗时间没定,最终放弃;
李菲之前计划和老公一起回在外省的公婆家,一年没见儿子的老人,丝毫没把疫情放在心上,不停催促儿子儿媳赶快回家团圆。两人本已买好23日的返程票,但想到火车站人流量密集,再加上车厢里空间密封,纠结许久,最终放弃;
姚晶本已买好去往三亚的机票,20日就果断退掉了,那时还未出台退票免费的政策,她损失了不少退票钱,酒店定金的退还也尚在沟通中,但她满不在乎,“旅游嘛,什么时候不能去,命最重要”;
方曼因为老公春节要值班,所以一家人早早就回了老家提前团聚,原计划24日返回武汉,结果如此一封城,公婆怎么都不放他们走了。两口子有些庆幸能在封城之前离开,但公婆家也在湖北,并非净土,小城的医疗配套更让人不放心。老公惦记着单位值班,她纠结着面临小升初的儿子学习资料全没带在身边,“如果在老家真的一待几个月,等疫情过去,回校上课,不知比其他孩子落后多少”;
徐昊人在外地,被酒店请求“自行隔离14天”,“工作人员将晚餐送到房间”,“早知道被关在酒店,我还不如留在武汉家里”;
吴迪今年早早请了年假去东南亚度假,现在面临归程,不知怎么办。
大家一起聊着,说外省许多地方都对武汉人如临大敌,没有酒店接收,也没有餐厅提供服务,“20岁想要流浪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
没想到几天后,吴迪也成为了流浪在外的武汉人之一:回国的航班改降至昆明,从滞留机场没有司机接单,再到寻找酒店处处碰壁,她全都一一经历。除了出行时的一身装扮,她的行李里全是热带国家穿的短袖短裙,一家人在冬天的昆明城里举步维艰。
而此刻,网络上正对离开的武汉人口诛笔伐,我有些难过,不甘心地问老公,当年“非典”时,为何广州人和北京人的流动没有被这样骂过?
老公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了一种说法:对武汉人的“地图炮”是一种应激反应,可以理解成一种自我保护。这样的解释,我可以接受。


清早,雨下得很大,阴沉的天色,如果不是刻意提醒,都会让人忘了这一天是除夕。
从家里的窗口看出去,除了偶有的一两辆车呼啸而过。武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有灰色的寂寥和萧索。经年往日,这本该是这个城市最繁忙热闹之时,此刻它却如一座毫无生气的钢铁巨兽。朋友圈里有人晒出空荡的街道,陌生得不像我们曾天天生活的城市。
朋友们还在互通消息。有的带着忿忿,说着说着,语气里就带上了哭腔。有的细细嘱咐,要我千万小心,说春天让我陪她看樱花。更多的只是互相问问“你还好吗?”
无助、迷茫、愤怒,各种情绪交错,握着手机的手想放下,几分钟后又忍不住拿起,哪怕没有新的新闻刷出,仍旧无目的地重复着刷新的动作。
晚上,老公拿出我之前准备好的对联和窗花,喊了声:“走,出去贴春联吧?”
我看了看那堆鲜艳的颜色,突然没了兴致,说:“算了吧。”
红彤彤的窗花,皱着眉被扔在墙角,委屈巴巴。茶几上有一盆水仙,花骨朵涨得满满的,却还一直没有开。
尚无症状的人忧心自己是否尚在潜伏期,有轻症的惶惶不安纠结是否该去求医。无力感无法表达,混杂着内心的愤怒和不安,即使已经过了凌晨2点,还有消息不断传来。
有人爆出医疗物资的匮乏,于是瞬间网络上转遍求助信息;下夜班的医护人员没有公共交通,找不到出租车,大家就自发地组织起民间车队,调配好各个自愿提供房间的酒店和民宿,据说志愿者瞬间已有4000多人;看到同济医院医生们贺岁视频里桌上只有方便面和蛋黄派,不久就有了很多主动为医护人员提供餐食的食铺。
我一直在想,或许是受“火炉”气候的影响,武汉人普遍暴躁,嘴巴不饶人,说话凶巴巴的像吵架。码头文化让武汉人骨子里多少带着一些江湖习性,不怕事,爱面子,不服输,遇到麻烦,哪怕心里真慌了,嘴巴上也还是:“哎,多大点事,不怕,总会搞定的。”
粗糙而多情。就如同这场仗,我们即使满腹委屈,但所有的一切,也都只能咬着牙,一点点扛下来。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把别人说我“不像武汉人”当作一种夸奖。而这次,当武汉以这样一种形式被推到风暴中心,承受了众多责难和非议时,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爱这片土地和同伴。
生于此长于斯,我早已与这个城市缠绕牵连。



6


大年初一早上,李菲语气平静地告诉我,她可能“中招”了:她老公3天前开始发烧,而昨天,她也终于发烧了,38度3。此时,他们两人一起在家里躺着,低烧,头痛,肌肉酸痛,每一项都似乎符合新冠肺炎的特征。
我吓得不行,说话都不顺畅了,问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能怎么办呢?都知道现在医院是什么情况,去不了,也不敢去。”
“给社区打了电话,说看能不能先送点药过来,不行就先去社区医院打针吧。”
“我觉得啊,这病,可能就是命,听天由命。我们防护措施做得也不是不严密,现在也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中了招。医生说自行在家隔离,其实,就是看自己的抵抗力抗不抗得过来吧。抗得过来,就好了,抗不过去,就没了。” 
李菲的口气很平静,我却再也止不住眼泪。前几日李菲犹豫要不要回老家时,我曾极力劝阻,而这一刻,我却无比懊恼:“我好后悔啊,我不该劝你留下来,那时候还没有封城,你还可以走。如果那时候走了,可能现在你们就可以安安全全在老家待着了。”
这几天,我的神经越崩越紧,像一根被扯到了极限的皮筋,在这一刻,自责让这根橡皮筋拉到了极限,“砰”的一声,断了。
我几乎泣不成声,李菲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和你没关系。当时我们就算没退票,他也会在火车站被拦下;也许就算那时我们没发烧,回去之后烧起来,反而害了一家人。没事的,和你没关系。”
她越说我越难过,放下手机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老公被我的哭声吓到了,跑来问我怎么了。我抽抽涕涕说了之后,他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安慰我,“不行的话,明天我们买点药送过去”。
我真的好怕,我不知道这局面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不知道事态是会好转还是会失控,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下一刻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病毒,我更担心你们——你,孩子,还有两边的4个老人,我就一颗心,每天要扯成好多份,去担心去着急。我太难受了。”
老公抱着我,许久,喃喃道:“你说,当时我们是不是该赶在封城前走掉?”
认真地想了想后,我还是摇摇头:“不应该。道德方面的事我们就先不提了。我只问你,如果我们现在在别的地方,被别人如过街老鼠一般驱赶,孩子会怎么想?他那么小,他没有做错过什么,为什么要因为我们的决定去面对别人的冷眼和恶言?还有两边的父母,车那么小,装不下7个人,如果我们走了却留他们在城里,如果,我是说如果,哪家的老人出了什么事,而我们如果回不来,怎么办?我们不是无牵无挂的,真的不能走。”
老公半晌无语,眼角隐隐泛着水光,很久才说了一句:“总会好起来的吧。”
这话很苍白,我们俩谁都没有被这句话说服。扭头看看孩子的房间,他还睡得正香,我扯着嘴角勉强笑了笑。


下午,手机上接收到一条推送通知,宣布“从26日0时起,武汉市中心,全面禁行机动车”。
一石又激起千层浪,不出所料,第二轮超市抢购的小高潮随即到来。朋友圈里层出不穷的提醒“XX超市不用去了”,各个超市货架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比起封城那天,更为彻底和迅速。
不同的是,那天去超市里抢购的大多是父母一辈,今天这波赶去的,大多是依赖私家车的年轻人。
困在家的第三天,原本不屑于囤积粮食的我们,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存粮坐吃山空的紧迫感。我想起以往我嘲笑我妈总爱把冰箱塞满满的时她反驳我的话:你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感受过缺衣少食的窘迫,所以永远不能体会到我们这辈人对食物所带来的那份安全感和敬畏感。
我默默地想,这下自己终于能体会了。
我也开始心焦,要不要再去采购一番。盘点了一下家里的存货,米和油因为上次就没补货,现在已经快要见底;蔬菜和肉类预计也只够2到3天的量,如果今天不去补货,那明天限行后,大雨天的,我们如何带着孩子、撑着伞,搬回这些重重的物资?
但如果现在出门,赶到超市后大概也只有空空的货架了——刚才赶去现场的朋友给我发了段录像:超市中的人群,挥舞着双臂,压根不看货架上是什么,更不看价钱,就直接扔进购物车里。
我彻底失去了出门的勇气。算了,等存货吃完了,再想办法吧。
好在晚些时候,政府又紧急发通告修正了限行的规定。


傍晚的时候,孩子趴在阳台上往下看,过了一会儿,他蹦蹦跳跳地走进来,告诉我:“妈妈,刚才过去的5分钟里,楼下就经过了3台救护车呢。”
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他顿了顿,认真地问:“现在的情况是很严重吗?”
我愣了愣,我一直觉得10岁的他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不想将太多负面的情绪传递给他。之前除了跟他简单说了一下这次的形势、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卫生之外,平时并未刻意和他讨论过此事,没想到,孩子不像我想的那么没心没肺。
我问他:“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吗?”
他撇撇嘴,神情中竟开始有了大男孩的样子:“当然知道了,我又不是傻子。”
说完,他就蹦蹦跳跳地走开了。我看着他专心玩玩具的样子,想起来,我只教过他一次正确的打喷嚏的方式,从此以后,他每次都记得举起小小的胳膊肘。
孩子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也许是心理承受能力到了阈值,而我,也不想和任何人再讨论与此相关的话题了。



尾声


大年初二,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和李菲联系。她说吃药后体温渐渐降了一点,我的心情终于轻松了一些。
封城第4天,最初的恐慌和焦虑渐渐趋于平淡,网上讨论疫情的话题已不像前几天那么密集。
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提醒大家,要理智,要冷静,忌惊恐。我的心情也终于不似前几日般焦躁和无助。
大年初三的下午开始,各个微信群里便开始转一个消息,号召大家晚8点的时候,一起去自己家的窗口,隔窗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很快就有声音出来反对说这样容易加剧病毒传播和感染,但马上有人说:“没关系,我们戴着口罩唱,我们关着窗户唱,我们不开口,放音响。”
8点的时候,夜幕降临,我走到阳台边,这是好多天以来,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夜景。对面楼的灯闪闪烁烁,慢慢数过去,亮灯的窗户几乎有2/3,再往远看去,全是星星点点的光亮。原来真的有那么多家庭和我们一样,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都留在了这里。
侧耳倾听,真的有隐隐听到歌声。灯光忽明忽暗,歌声忽远忽近,就像我们这些天所有的情绪。
下午在群里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暗笑“幼稚”,可等到稍晚在朋友圈里看到刷屏的歌唱小视频时,我却意外生出了许多感动。
那些影影绰绰的歌声,那些从未谋面的面孔里,好像有一些微弱的力量,本来下一秒就要崩溃,可转眼间,又暗暗滋生出新的勇气,让人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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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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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6 05:42 AM |显示全部楼层

在被封住的村子里,我们就这样过完了年丨人间

 麦仓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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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村就像是把快节奏的生活给刹那间止住,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个年仿佛还在继续……



配图 | 作者供图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3



我的家乡太平村(化名),位于鲁东南三县两市交界处,是一个拥有500年历史、600多户2000多口人的普通北方村庄。
庚子年初一,是离太平村917公里外的武汉封城的第3天,也是太平村封村的前一天。
95岁的太奶对我说,她这一生,见过漫山遍野的蝗虫灾、大雨漫漶的水灾、覆盖村庄的雪灾,而肆虐南北的疫情真是极少见。尽管相距甚远,但太平村的空气里依然能嗅到那份不安的气息。疫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笼罩在了村庄的上空。



初一,阴,封村前一天


大年初一凌晨2点半,母亲将我从睡梦中晃醒。按照春节前母亲请算命先生给看的日子,在这个时刻,要带着叠好的元宝和纸钱,在太平村的重要路口烧纸焚香磕头,保佑家人平安。
睡眼惺忪的我胡乱地穿好衣服,按照母亲的指示带好纸钱,再拿出两天前从大集上购买的炮竹,悬挂在院门口的石墙之上。
噼里啪啦,新年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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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29日,人头攒动的太平村大集。(作者供图)

打开手电筒照着土路,我和母亲一起前往村子西边的大街。

尽管西大街是全村人逢年过节烧纸焚香祈福的地方,但过去的这一年,这里并不太平——先是53岁的老涛在乍暖还寒时,痛饮了一瓶劣质白酒之后,醉死在自己新盖的瓦房里;再是23岁的顽劣青年阿贵在8月份那场名为“利奇马”的台风中,淹死在太平村北边的怀河里。
另外还有两个50多岁的男人,东哥和民叔,先后罹患肺癌。在与癌症抗争了半年后,东哥先走了,直到去世之前,还坚信自己得的只是脑血栓;民叔也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不再到处打工干建筑,而是重拾自己年轻时的爱好——钓鱼。
西大街上的人说,每天都会看见人高马大的民叔提着鱼竿到怀河边钓鱼,挑着鱼竿在河岸上一坐就是一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可每天依旧还会按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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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村北面的怀河。(作者供图)

烧纸回来,天已微亮,父亲也已经收拾妥当。在太平村,每到大年初一,本姓氏的男人们要团聚在一起去给长辈们拜年;女人们则要一起到青石山和石婆婆庙里烧纸焚香。

跟往年一样,本家族内所有的男性都聚集在我家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去给本族内辈分最高且年纪最长的太奶拜年。
太奶和三爷一家住在一起。一大早,大襟棉袄,裹着小脚的太奶坐在沙发上,面容喜乐。在父亲的带领下,所有男人进屋就跪下给太奶磕头,太奶则笑呵呵地站起来拿出糖果分给我们。我跟太奶开玩笑,我不要糖果要红包,太奶就笑呵呵地摸我的脑袋。 
大家围坐在太奶身边聊起了天,内容无非是过去一年里的家长里短,而今年自然就与肆虐南北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
一向最受尊崇的三爷告诉我们,祖国上下形势严峻,“据说太平村也要封村了”。的确,封村的消息已悄然传开,先是县里的文件,然后是村里的微信群,镇上成立的“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小组”所发的封村公告。
封村似乎就近在眼前,可今天,人们的焦虑似乎远在春节的热闹之下。


过去的许多年里,每逢大年初一,老邻居们便汇集到我们家里一起聊天。在给太奶拜年和石婆婆烧香之后,从上午9点到傍晚5点,先后有40余人来我家串门,而我的任务是把火炉烧红,把堂屋烘热、凉水烧开、茶叶泡好,等待父母的老邻居们纷至沓来。
第一波人是母亲的娘家人,表哥、表姐、表嫂和小侄子们,先是给我爸妈磕头拜年,然后就唠叨起过去一年干了什么挣钱的买卖,来年又有什么新的打算,话题最后又落在家族的祖坟遗址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必须在郑重其事的节日里才可以谈的问题——百年前的那些老坟到底该如何处理,如何理顺每个祖坟与后代之间的关系等等,成为横亘在这个家族内部的首要议题,因为每年后辈们去上坟时总会搞不清哪个坟是这一家的,哪个坟又是另一家的。
这些看上去似乎不会影响人们现实物质生活的问题,却又是真真切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维度。表哥们的讨论热烈无比,直到老邻居们来串门,他们才起身离开。
平日里农忙,老邻居们一年之中难得有这样的空闲聚在一起聊家常。一波来了,另一波又走。
截止到这天下午,我在一边偷偷算了一下,邻居们今天在我家共聊了20多个话题,涉及到的故事15个之多,当事人更是不计其数,村子里严肃的生死话题在老邻居们的聊天中,似乎也都成了好玩的笑话。
等夜幕降临,村里的街灯亮起来的时候,村子里的扩音喇叭传出了刚上任的村长老张的声音,他严肃地跟太平村的全体村民宣布:年初二开始,因为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太平村开始封村,防止病毒传到村子里来,任何家庭不要走街串巷,不要到处乱跑走亲戚。
母亲和父亲商量,年初二原本计划的赶庙会取消了。好在村子里可以到处走动,跟老邻居们串门聊天,也能打发些时光吧。
晚饭之后,陪父母来到怀河岸上看烟火。和往年一样,怀河岸上已经站满了村子里的人。当第一家炮竹被点燃后,接二连三地,村子四周一次次升腾起色彩缤纷的烟花来,这是太平村以及周围村庄几百年来保持的风俗:每个家族接已故的亲人魂灵回家过年,待到夜晚点燃鞭炮把他们再送回去。
这也是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给予乡土社会最大的精神慰藉了。在这一天里,已故的长辈魂灵和现实世界的子孙后代同处一个空间,共度团圆佳节。
也就是在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75例,现有重症病例324例,累计死亡病例56例。眼下,人们心头隐隐约约泛起的紧张终于开始发芽了,这个春节注定将和过去的春节截然不同。



大年初二,小雪,封村第一天


早晨,太平村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新上任村长老张的声音——
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从今天起,咱们村通往其他村的几条主要道路,进行统一的封闭。走亲戚的村民就不要外出了,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拜年就可以啦!
果不其然,经由太平村通往四周几个村的道路中央有的已经扎起了印有救灾专用字样的草绿色帐篷,帐篷旁边配备三到四个壮年男子,每个人都戴着白色口罩,如临大敌一般。一夜间,一些道路就堆满了渣土,高高地横亘在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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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劝返告示(作者供图)

按照往年惯例,正月初二和初三是太平村走亲戚串门最热闹的两天。多数家庭都会早起点燃鞭炮,之后才出门走亲戚,这既是村庄风俗,更是图个吉利。可今天早晨,鞭炮炸响的声音明显变得稀少起来。

小雪飞扬,火炉正旺。村庄所属的县城尚未发现疑似病例,人们的情绪也未见紧张。既然无法走出村庄,索性关起门来喝酒聊天。
今天是三叔的主场,因为嫁到本村的女儿、女婿一家提着酒肉带着双胞胎儿子回娘家了,三叔三婶炒菜热酒,忙得不亦乐乎。
三叔当年在太平村也算是帅哥一枚,人送外号“小王志文”,彼时的三叔喜欢穿着喇叭裤,戴着墨镜,背着吉他走街串巷“流浪”。尤其在夏天夜晚来临,三叔经常坐在打麦场上抱着吉他弹唱。加之太平村夜晚经常在打麦场上放电影,这也给了三叔在广大村民面前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
也就是在这一个个浪漫多情的电影放映之夜里,三叔的表演吸引了无数姑娘的眼光。最终和三叔走到一起的,是一个烫着卷发、一脸清秀、从来不喜欢下地干活的邻村姑娘。所有的事情顺理成章,两个年轻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走进了婚姻。
转眼30多年过去了,三叔的两个女儿业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女。看着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双胞胎外孙,当年的小王志文三杯小酒下肚,神采飞扬地开启了演讲——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这个三叔是如此有演讲天赋。
头头是道的人物小传,因果逻辑梳理得严丝合缝,然后才进入故事的内核,所有细节和情节让人听得身临其境,其间,更是大胆“爆料”了村子里的一家通过“借种”以期传宗接代的雷人故事,隐晦委婉,听得我和堂弟堂妹们一愣一愣,最后笑得前俯后仰。而此时的三叔则是神闲气定,拿起小酒杯一饮而尽,总结似的感叹一句:“世道变了啊!”作为故事的结束。
是夜,村子里冷得很,尽管疫情的紧张氛围笼罩着乡村,但只要酒肉上来,人们聚在小屋里,喝着烈酒,讲述这一年来发生在村里的奇人轶事 ,那些紧张和恐惧也会被开怀大笑所稀释,化作漫不经心的一瞥罢了。 



大年初三,阴,封村第二天


一早,我还在梦中,就被太平村的高音喇叭吵醒了。村长老张一定是起了个大早,睡眼惺忪地披着他的油腻的皮大氅趴到破旧的村两委办公室桌子前,对着陈旧的麦克风开始了清晨的演讲。
躺在被窝里半梦半醒,我分明听出了他的愤怒:
“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今天是咱们村封村的第二天,大家一定不要出村哈,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大家没事在家多看看电视,多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多注意防范,一定要把病毒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啊!咱们村那些负责清理垃圾的村民,你们去看看咱们村在大街上的那十几个垃圾桶,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过年就不打扫垃圾啦!你们抓紧时间今天就把这些垃圾清理完毕!我中午就去检查!另外,我一会放广播给大家听听,如何有效地防控新型肺炎病毒!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不一会的功夫,绑在电线杆顶端的扩音喇叭里便清晰地响起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宣传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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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村后的第二天,太平村路中央。(作者供图)

走在太平村的大街上,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家家户户紧闭着院门,村子的上空零星传来几声鞭炮炸响的声音,比昨天更加微小无力;过了十几分钟,终于看到远处一个人影缓慢地移动,等待他走近了,定睛一看原来是70岁的升爷。

大年初三,升爷就开始了工作,年轻时就丧妻的升爷如今一个人在邻村的养殖场里打工,我告诉升爷前面通往邻村的公路也被封了,升爷就嘟囔了一句:“老子他妈的走岔路也要去养殖场干活,那3000多只鸭子等着我去喂呢,要不然它们今天就会饿死!它们饿死了,我也就饿死了,你说对不对?”
望着升爷远去的背影,我难免一阵心酸。70多岁的升爷在养殖场大棚里佝偻着身子伺候着那3000多只嗷嗷待哺的扁嘴鸭,一年到头能赚2万块,要说能多点什么,也就是每天偷偷犒劳自己的几只鸭蛋。这些年,升爷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着小酒就着鸭蛋,喝多了的时候,就念叨着自己多年前去世的老婆。
继续往南走,远处终于看到了逡巡在封存帐篷外的几个小青年,一个个戴着口罩,如同天兵天将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走动,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外村人进入太平村,倒不如说是为村长老张站岗放哨。
村长老张今年已经50多岁了,刚刚上任,踌躇满志。封村抗疫大概就是对他的第一考,用他的话说,就是“只许胜利不许失败”。就在昨天晚上,老张带领村两委成员深夜敲响了一个于1月上旬从武汉搭飞机回村的小伙子的院门。因为工作方式的问题,惹怒了小伙子的妈妈,好不容易才解决了居家隔离的问题。


从外面回来,已是中午,午饭过后,陪父母去看望住在村子东边的二舅妈。
87岁的二舅妈3年前摔折了胯骨后就再没站起来,躺在病榻上倒也还算精神矍铄,这个一辈子受苦受难的老人直到晚年才停止了忙碌的脚步,没想到却是以摔伤卧床的方式。
虽然躺在病榻上,可老人对外面的世界依旧十分关心,聊完疫情,又挂念起远在日本打工的儿媳。恰巧儿媳今天打来微信视频,老人躺在病榻第一句话竟是咨询日本那边有没有受疫情影响,不行就早点回国,感动得儿媳妇在视频那头眼泪直流。
去年,二舅妈的大哥大嫂在同一年里先后去世,一个享年95岁,一个享年96岁,算是高寿喜丧。二舅妈显然希望自己跟大哥大嫂一样能多活几年,然而一日三餐、吃喝拉撒都需要儿子照应的现实也困扰着她。
二舅妈对于儿子的悉心照料感动无比,却又心怀愧疚。在医疗和养老条件相对落后的村子里,当一个人失去劳动能力后逐渐老去,如何有尊严有幸福感地度过晚年,成了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



大年初四,阴,封村第三天


早晨7点开始,字正腔圆的广播又响起了,两个播音员再一次围绕着如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展开了新一轮的宣传。
上午 8:40,村长老张和前两天一样来到村两委办公室按部就班地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劣质麦克风开始了宣讲,今天气氛尤为严肃:
“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下个通知哈,下个通知哈。凡是从广东、湖南、四川、重庆、安徽、河南、北京返乡的人员,拿着身份证到村检测点登记!为了家人健康和他人的健康,凡是从以上几个省市回来的人员,必须抓紧到检测点登记。
“另外,从咱们村通往西营村和唐营村的两条村道今天也正式封堵哈,那些打算走亲戚看朋友就不要出去啦;还有啊,你要是打算去其他村玩耍的,必须要带着身份证,想去县城逛超市的,也得带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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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另外一个村的桥已被封死。一个老人骑着电动车转了回来。(作者供图)

今天的老张应该是过度紧张了,一句话前后矛盾,通往其他村子的路已全部封死,怎么去其他村,怎么到县城逛超市?再说,在县城超市上班的堂妹也发来微信说,县城超市里空荡荡的,除了导购员和收银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发呆外,其他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卖酒精的柜台除外。

老张的宣讲一点都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另外,跟全体村民说一声哈,凡是家里把鸡散养在外面的,抓紧时间把它们圈养起来!狗拴在外面的,要立刻拴到家里去!别等我们去逮,那样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村长老张的紧张不无道理,正月初四(1月28日)这一天,全国累计报告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5974例,比正月初三(1月27日)增加了1459例。抗击新型肺炎任重而道远。
早饭过后,江表哥和江表嫂来我家玩。今年56岁的江表哥自从封村后就异常兴奋。逢人就说身体里有啥病菌,喝酒都可以消毒——而新型冠状病毒在江表哥的眼中,也是可以用酒杀死的,这也为他这几天喝酒找到了借口。
去年,江表哥在村子里的石粒厂打工,赚了5万块,2020年干什么,江表哥目前还没有计划。江表哥说近年来自己的体力大不如从前,重体力活更是无法承担,而留在村子里种地也不太合算。目前太平村大约有1800亩地,大多数田地都是由60岁以上的老人来耕种。年轻人要么去大城市打工,要么去县城里做生意,留在村子可能性不大。
当然,干活没有着落还不是让江表哥伤脑筋的事,真正让江表哥苦恼的是年前养在院门口的6只公鸡和3只大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冷之夜被人给偷走了,这让江表哥大为光火。
为此,他一气之下把拴在门外的大黑狗饿了整整一天,因为大狗、公鸡和大鹅养在一个圈里。小偷在抓公鸡和大鹅的时候,大狗为何不叫唤、不咬他呢?
江表嫂给出的解释是,那天晚上江表哥喝多了,躺在沙发上早就睡死过去。大黑狗其实叫了的,但江表嫂也没太在意。第二天起来才猛然发现,公鸡和大鹅被偷走了,只留下一个空空的鸡窝和一条孤独的老狗。
为此,江表哥特意去邻居家看监控:监控视频里,昏暗的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江表哥顿时目瞪口呆。
说到此,江表哥生生地喝了一口酒,不停地感叹起人情冷淡、世态炎凉来。这些年来,太平村不再是过去那个太平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过去那么融洽和信任。
江表哥的感慨不无道理,盗窃事件在村子里常有发生。年前,83岁的老夏姨从外面赶集回来,刚进院子,眼睁睁地看着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从老夏姨家的堂屋里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来,看见老夏姨,小伙子一愣,先是给老夏姨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双手抱拳连声道歉:不好意思阿姨,失礼了!失礼了!
等老夏姨反应过来的时候,小伙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老夏姨才突然意识到家里进小偷了。
不过,老夏姨家里没什么可丢的,只有放在桌子上的3个钢镚被小偷顺手拿走。老夏姨家进小偷,在太平村里也成了一个笑话。
下午,村子里传来消息,太平村唯一一个在县城医院做护士的谢家姑娘已启程前往武汉支援了,大家都为这个勇敢的姑娘点赞。
而与此同时,镇上的疫情联防联控小组也发出了公告,镇属的5个大型农贸大集也将暂时休市,太平村大集属于其中一个。未来一段时间,赶集也不太可能了。而太平村上要依赖这些大集做生意的买卖人也将不能出摊,卖油条和馓子的老京家、卖豆腐脑的春嫂家、卖炸串的华叔家、卖猪肉的老叶弟兄都只能在家里坐着了。往年,这是他们几家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可这非常时期,又能怎么办呢?



大年初五,小雪,封村第四天


天空中飘着小雪,凉风嗖嗖地吹着。直到上午9:40,扩音喇叭里才传来村长老张的声音,他先是把前几天强调的事情重复了一遍,最后说道:“本村的也就不要串门了,截止到目前,咱们这个县城一个病例也没发现,咱们村不能拖后腿,决不能松懈!”
村里老人本就很少出村,更少出门。可眼下,外人也进不来了。
一大早,80岁的蒋家奶奶站在院门口不停地张望,今天本是在县城安家的儿子和女儿要来看她,可是因为封村封城都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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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门口等儿子女儿的蒋家奶奶(作者供图)

蒋家奶奶年轻时候算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1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村子里的先进分子,是村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每每聊起年轻时候的情景,蒋家奶奶脸上总会洋溢着光荣和幸福的光芒。

时过境迁,如今让蒋家奶奶高兴的不多,心烦的则不少。尤其是她的眼疾,白内障让老人痛苦不堪,尽管术后可以模糊地看清东西,但生活难免要受影响。
按照往年,这一天是村子里的壮年劳力准备开工干活的日子,今年肯定是不可能了。48岁的峰哥和49岁的勇表哥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同时出现在各自的责任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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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渠旁边,戴着口罩的峰哥和揣着手的勇表哥在聊天(作者供图)

峰哥戴着口罩,先从太平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走了一番,确认这条道路也被封了之后,才踱着步子回来。

勇表哥则骑着小自行车来看他的菜园地,3亩菜园地是老爹留给他的唯一财产,看着老爹当年留在菜园地的那栋破旧的小土屋,勇表哥感慨万千。
正在读大三的女儿每年2万多块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勇表哥全家一年里最重要的开支,今年他又从别人那里以每亩200块的价格承包了10亩田,打算用来种各式蔬菜和花椒。他甚至在这10亩田里打了一口50米深的水井。 
勇表哥说他不想到城里打工了。这个年代能够靠种地赚钱养家已实属不易,还是得精耕细作、精打细算,才能侍弄好土地和家庭。
峰哥就和勇表哥开玩笑,让勇表哥多种白菜,疫情期间物价上涨,什么贵种什么。勇表哥则说不能看行就市,要提前规划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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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菜园地旁边的勇表哥。(作者供图)

很快,两个人就聊起今年村子里谁挣钱最多。在进行了一系列比较之后,终于得出结论——应该是43岁的养猪专业户老杰挣钱最多,他俩估计老杰挣了100多万。

我偷偷琢磨,他俩或许忘记了老杰在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遭遇的猪瘟,几百斤的大肥猪倒毙在猪圈里,只看到了下半年在猪肉疯长到每斤接近40块的时候,老杰逐渐鼓起的钱包吧。
封村的生活平淡无奇。很多年前,乡村过年总是要从正月初一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这期间的每一天都有年味。如今乡村和城市一样忙碌。正月初五一过,初六就要开始一年的计划和工作了。
封村就像是把快节奏的生活给刹那间止住,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个年仿佛还在继续。



大年初六,阴,封村第五天


每年的年初六(1月30日),都是王庄大集开市的日子。
早晨8点,45岁的东哥点燃了炮竹迎接开集。东哥和东嫂一年四季开着货车载着油锅和面粉赶大集,炸油条和馓子。今天就是每年春节过后,东哥要赶的第一个大集。
尽管镇上早已下了公告,镇属的五个大集统一封市,东哥却仍然抱着一丝希望,以为周围村庄的村民会自发地去赶集。
当我搭载他的小摩托车和他一并抵达王庄大集的时候,东哥才意识到自己错了——空阔的王庄大集上一个人也没有。
回村的路上,东哥一边开车一边和我埋怨。东哥的大儿子今年刚刚20岁,一年前和邻村的一个大他6岁的姑娘恋爱了,半个月前姑娘为他们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让东哥20岁的儿子措手不及,也让年轻的东哥和东嫂有点不适应。
为了照顾好儿媳妇和小孙子,东嫂专门从县城的月子中心请来了月嫂,这可能是太平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请月嫂。月嫂来的第一天就把一张产妇食谱摆在了东嫂面前。
原本,月嫂7000块钱的月薪就已经让东嫂心疼得难受,没想到,食谱上有一项竟然是:产妇一天吃2个鸡蛋即可,其他的也不用吃太多。要知道当年东嫂坐月子的时候一顿饭就可以吃16个鸡蛋啊!
东嫂百思不解,月嫂就解释说,这叫科学合理的膳食。
东哥抱怨个不停,说儿子结婚在县城买楼房已经花掉了他一大半的积蓄,另外还要买车。问题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儿子和儿媳将来如何挣钱养活孩子?
农村小伙子跑到县城买房子结婚,如今已经是“惯例”了,可是没有工作怎么搞月供?买车怎么搞月供?但是,要不到县城买房买车,儿子就会找不到媳妇啊。
“这肺炎再不停,封市再持续,用不了一个月,就要少挣2万块钱!”这让不仅得养着老婆儿子,还得养着儿媳和孙子的东哥太苦恼了。


下午,84岁的奶奶说,想去3公里外的东沟村看望87岁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姥姥。姐妹俩已经4年没见面了。
我跟奶奶说现在各个村子已经全面封闭,没法出门,汽车没法走,拖拉机也没法走。奶奶便让我骑电三轮带她去。原来奶奶早就打听好了,封村的道路用土堆挡着,电动车过去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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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东沟村的土路也被封。(作者供图)

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84岁的奶奶和一竹篮山鸡蛋、两箱牛奶前往东沟村。翻过青石山坡,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东沟村了。车子还未到,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挡在路上的土堆和监测站,刚刚越过土堆,3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把我和奶奶拦了下来,要我和奶奶拿着身份证进行统一登记。

奶奶有些生气,说是走娘家来了你们还要看我的身份证。3个中年男人一听,立马毕恭毕敬地问奶奶去谁家?奶奶则反问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一来二去,3个男人发现按照辈分讲,他们还得管奶奶叫二姑。
大家立刻说,要亲自送奶奶进村——我突然觉得,这是来到了奶奶的地盘。
村子中央大路上,在晒太阳的老人看见奶奶回来,都过来打招呼,奶奶则让我把电动车骑得慢一点。看到娘家的邻居们,奶奶格外高兴,走两步就要停下来和他们聊家常,一条并不太长的乡村大路,足足走了半个小时。
抵达姨姥姥家的时候已接近中午了,87岁的姨姥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没有打搅两位老人的聊天,独自搬着马扎坐在姨姥姥家的院子门口晒太阳,想起年少时,常跟随奶奶来村里走亲戚。
眼下四处风声鹤唳,自己能得以在此宁静地追忆往昔,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大年初七,晴,封村第六天


按照传统风俗,正月初七,也是太平村“送年”的日子,意为春节已经过去,人们要再一次投入到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去。
这天早晨,父亲和母亲起得很早,母亲点燃了一炷香放在院子的香炉中。父亲将爆竹挑在竹竿上点燃,还是一阵噼里啪啦,春节就这样结束了。
今天,走出院子站在大街上晒太阳的人终于多了起来,也有人步行着来到田里看庄稼。
民叔又骑着电动车背着鱼竿来到怀河岸上,安下马扎,坐在河边上开始钓鱼。同行的还有老光棍森叔,森叔的设备非常专业,先把用白酒、香油和蜂蜜浸泡过的小米撒到河里去,然后再把挂有蚯蚓的鱼钩扔到河中心去,最后才挑着鱼竿坐在马扎上安静地等待鱼儿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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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岸钓鱼的老光棍森叔(作者供图)

尽管设备专业、流程又规范,但往后的整整两个小时里,森叔一条鱼也没钓到。反倒是民叔连续钓到了4条胖乎乎的鲫鱼。

聊起往后的生活,森叔也挺感慨,说自己57岁了,不可能成立家庭,只期待后面不要有疾病,安静地一个人过完后面的日子。
到了今年,太平村共计有40多个光棍,70岁以上的、身体不好的,都被送到了镇上的养老院。
春节前还听说,镇上养老院的几条老光棍强烈要求回太平村过年,驼背的立表哥去了五弟家过年,老实巴交的忠大爷去了侄子家,一生风流倜傥的国爷大年夜一个人在破屋露天的老房子里守岁。胜大爷和开大爷也一直说要回来,可身体不便、只能躺在床上,又怎么回村呢?立表哥说,他们从敬老院回村子的时候,胜大爷躺在床上因思家心切一直在哭。
正月初七,也是立表哥他们回敬老院的日子。吃过早饭,忠大爷坐在饭桌前掉眼泪,侄子问他为啥哭,忠大爷说不想去敬老院,想留在村子里。只有倜傥的国爷看似潇洒,站在太平村大街上,向所有人宣布要回敬老院了。风流倜傥一生,可谁又能真正知道国爷的内心呢?
大家唠叨着这些事,一个上午一条鱼也没钓到的森叔就说,自己是怎么都不会去敬老院的,“多攒钱,让侄子们将来给养老。” 
傍晚6点整,喧嚣了一天的高音喇叭终于休息了。所有人都期待着,早日能把道路打开,毕竟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名、地名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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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 股神 股神 胡同理事会 大资本家 大资本家 水龙王

发表于 2020-2-6 05:45 AM |显示全部楼层

在疫情面前,小镇上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丨人间

 水心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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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奈何桥,在黄泉路上走好远了,人间的吹吹打打他哪还听得见?”



配图 | 《四个春天》剧照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4



关掉的茶馆,砸掉的麻将桌


我的老家在川西平原一个小村子里,离成都大概50公里。
我的外婆生养了三个儿女,如今都住在县城,3个孙辈走得更远,都在北京、上海这样对她来说遥不可及的大城市。外婆常说:“生你们养你们,但你们长大就都像鸟一样飞走了。”往年除夕夜,我们三家人都要赶回农村“团年”,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围坐一桌,是外婆一年到头的期盼。
回外婆家那天,疫情还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冬天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田野一片青绿,几株早熟的油菜冒出了黄澄澄的花骨朵,一切都显得平和、安稳,空气里透露出春天的气息。
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排柚子树,整个院里都是树的清香,树叶交簇,风一吹过,树叶上的绿光翻飞折叠,好像一片绿色的水面在闪动汹涌。前些年,外婆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猪、鸡、鸭、鹅,这几年养不动了,只养了点鸡吃剩饭,还有一条棕色土狗,名叫老黄。老黄性情温和,总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外婆,眼睛里好像有话要说,很受宠爱。母亲说,我给外婆买的牛奶和饼干,外婆自己舍不得吃,反倒有时候会拿来喂老黄。
三叔婆正坐在院里和外婆晒太阳,一起收拾韭菜。三叔婆叹息着说,她觉得三叔公快不行了,就是过年这几天的事。忽然,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语气急促起来:“八大队的马逢国,你还记不记得?腊月初十,在田埂上跌了一跤,送到医院去就死了。”
像一颗石子偶然激起院子里的涟漪,外婆惊讶道:“真的吗?就是上个月赶集的时候,我还见到他呢。”
三叔婆很快释然了:“人老了,就是这样,跟瓷碗一样,一碰就碎了。不过这样一命呜呼总比在床上病多少年要好,不拖累儿孙,自己也免得遭罪。”
外婆笑道:“要是有一天你倒床了,你就不会这样想了,不管怎么样,人还是总想活下去的。”
22日,有关肺炎疫情的消息开始迅速蔓延,虽然四川离疫情中心有些距离,但春节返乡的大潮早已开启。得知几位在武汉工作的朋友已经回到四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劝家里人今年取消团年。但长辈们都不以为然,觉得我“在大城市待久了,少见多怪,太惜命”,除夕的上午,外婆为了款待儿孙们,还在院子里杀了一只家养的鸡。
大年初一,我在家庭微信群里反复转发有关疫情的消息,长辈们依然视若无睹,吵嚷着要相约出去打麻将,尤其是舅舅。
舅舅年轻时就是村里远近闻名的赌友,麻将、斗地主、炸金花、跑得快、长牌,样样精通,全面发展。最近10年,舅舅和他们的赌友们也陆续离开乡村搬到县城里工作居住,过年时回家打麻将成了他们重叙旧谊的主要方式,更与“面子”息息相关:谁能在村头麻将馆里悠闲地坐下来、把麻将番数打得越大,谁就能证明自己现在“过得不错”。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没有什么技术,在县城里一般都从事着很辛苦的工作——男人送快递、做装修,女人长相漂亮、年轻一点的可以去卖衣服,过了45岁只能进餐厅端盘子。他们平时或许节俭度日,一块钱掰成两个五毛用,过年时若能在乡邻旧友面前脸上有光,那是一年中少有的惬意时刻。
表妹气急败坏地找我商量对策:“我爸一个月前就蠢蠢欲动、按捺不住了,现在不让他出门,他急得跟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双脚齐跳。我反复劝他,他还振振有词:汶川大地震过后,余震接二连三,那时候我们都没在怕的,继续搓麻将,难道现在比大地震还恐怖嗦?”——的确,我还记得,那时候,老乡们就在麻将桌旁倒立个啤酒瓶,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跑出茶馆,震完了,再回去接着打。
我联合表妹、表弟好说歹说,长辈们都不当回事。最后,我们只得在群里发布威胁通告,说如果他们执意要出门打麻将,我们3个就搬去县城住宾馆,并且明年不再回家过年。
长辈们这才悻悻作罢,母亲还心有不甘地在群里和我公开对着干:“唉,我们家这3个孩子,读了点书,现在就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没想到,第二天,气氛骤然紧张。市政府发布通知:市内所有的茶馆、茶楼等人群聚集场所暂停营业。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老家的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长辈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去茶馆搓麻将已经成为他们最熟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关闭茶馆带给他们的冲击感比我们晚辈的苦口婆心更真实——“真的出事了”。
“哦豁,不打麻将就等于是坐班房嘛!”舅舅还在群里故作轻快,但没人把他这句调侃接下去,大家开始相互提醒“不要相互走动,待在家里最安全”,群里隐隐散发出不安的意味。
政府很快派驻了一批值班民警,到处巡查搜罗,抓到聚众打麻将的,直接冲进去,用铁锤把麻将桌子敲碎捣毁。这下大家都知道政府动真格了,家家关门闭户,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好动的麻雀还在树杈和电线之间轻快地跳来跳去。
1月28日,正月初四,在手机里屏幕的“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里,不断滚动增长着的实时疫情、医疗驰援、物资捐赠等一串串的“严肃脸”消息里,一条“四川要求麻将馆全部暂停营业”的消息,对川外的人看来,显得有点搞笑,但对舅舅他们来说,或许只有无奈。



和解的欢喜冤家,参加不了的葬礼


28号一大早,外婆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外公的兄弟、我的三叔公去世了——倒不是因为肺炎,是肝癌晚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外婆连连叹息:“你们说,这个何老三,早不早晚不晚,偏偏死在这个时候。现在村里的人,大门不敢迈二门不敢出,没人给他办仪式,没人哭丧,没人送他一程,就这么静悄悄的,像风刮在草尖上,无声无息地就走了。”
外公一辈共五兄弟,成家后就各自分家,但都住在一个生产队上,彼此挨门接户,鸡犬相闻。年轻的时候,五个妯娌聚在一起,天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或为孤立、打击对手合纵连横,今天你跟我是一伙,明天我在你背后戳戳点点,不啻于宫斗剧里的爱恨情仇。
其中,我的外婆和三叔婆就是一对冤家。
按照外婆的说法,她第一眼看到三叔婆张秀琼时,“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好东西”。她眼睛细长,眼神像狐狸,这样的人狡猾、心机深重、牙尖舌怪,她白皙的脸,老话儿叫“青脸”,是记仇、小心眼的罪证。
在她们二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史”上,双边关系时好时坏,可谓云谲波诡、起承转合、柳暗花明。在冰冻期,外婆常常在背后指责三叔婆爱打小算盘——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生产队出工,三叔婆不是称病躲懒,就是磨洋工,收来的东西,她也经常乘人不注意藏到裤腿、腰带里,偷偷带回家去,这成为她在外婆心中无法抹除的档案;矛盾白热化的时候,外婆曾把三叔婆的劣迹大肆宣扬,三叔婆气急败坏,便把浇田的粪肥往外婆身上泼;在回暖期,外婆也曾亲昵地称呼三叔婆为“琼妹”,在旁人跟前夸她长相好看、说话伶俐,甚至把儿孙们买回家的糕点专诚给她送上一份。
乡村的天空上白云苍狗,两个女人之间仿佛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引力,她们既不能分开又不能拥抱,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立又统一的紧张感中。她们有时感动,有时仇恨,有时推心置腹,体谅彼此的难处,有时又咬牙切齿,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连她们的男人都搞不清楚,她们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外公常常一觉醒来,发现外婆嘴里亲切可爱的“琼妹”又变回了寡廉鲜耻的“张卖X”。
这种情形,终于在三叔公查出肝癌那年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外婆带着母亲去医院看望时,三叔公的腹部已经变得膨胀肿大,仿佛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到了腹部,三叔婆则眼窝深陷,脸色黯黑,整个人矮小了一圈。她拉着外婆的手说:“二姐,我都想过不给他治了,他死了,我也去死,免得他受罪,还白白花孩子们的钱。”外婆骂她:“一辈子聪明伶俐,怎么到了这时候如此糊涂”。两个老太太流着泪凑在一起,变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亲姐妹。
我们都劝外婆,疫情严重,这时候不要去三叔公家,如果要送慰问金,我们在手机上转账给三叔公的儿子就可以。外婆心神不宁,一会儿扫院子,一会儿去厨房看水是否烧热,迭迭说,“这么大的事,也没人给她拿个主意”,“你们都待在家里,我还是得去看看”。
晨雾还没有散尽,家门外的田野上飘浮着一层白茫茫的霜气,安静之中蕴含着一种重大的暗示。外婆用围巾把口鼻包好,走出门去。
一个小时后,外婆回来了。三叔公家里已经决定,“什么都不办”,尽快将他运往火葬场,他住在县城、外地的儿孙们也顾全大局,暂时不回家,等疫情结束,再给他补办一次白事酒宴。
但外婆觉得补办没什么意义:“等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奈何桥,在黄泉路上走好远了,人间的吹吹打打他哪还听得见?”



下地的外婆,无法采收的儿菜


外婆今年78岁,和儿孙们不同,她和外公始终不愿意离开农村。母亲曾好几次把她接到县城里住,但她觉得封闭的单元房令人窒息,又惦记着田地荒芜、家里的狗无人喂养,总是住不了两天就不辞而别。
不仅在楼房里住不惯,她和82岁高龄的外公如今还坚持下地干活。外婆一生务农,身体落下不少慢性病,腰椎、肩周经常疼痛;外公前几年出过一次车祸,脑部淤血损害了一些运动功能,现在左手不是很灵便,但这些都无法阻止他们走向田地。
儿孙们屡屡劝说他们不要再下地了,这么大年纪还在劳作,让人难受、心疼,各家出一点钱,完全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当然,我们姐弟几个和父母们也都有一点私心——让外人看见外婆外公这把年纪还要种地,会误以为儿孙不愿意尽孝,虐待老人。但对外公外婆而言,“下地”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无法停止的生活惯性,更和他们朴素的道德观相连:不干活的人是不道义的。
外婆一辈子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她偶尔说出的一些话,总是令学文学专业的我自愧不如。比如她说:一个人的命就写在他的名字里,外公名“代田”,所以他一生都离不开田地,到老了、走不动了、有一天死了,最后都会回到田里。她还说:儿孙是鸟,可以想飞就飞,但她和外公是萝卜缨,从田地里拔出来,就活不了几天。
疫情的消息爆发后,我隔几分钟就要抱着手机刷一刷新闻,增长的统计数字、前线的最新报道、群里的各种消息在我脑海里不断爆炸,伤心、担忧、恐惧、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也交织而至,我如同患上了焦虑症般坐立不安,和家人说话也常常走神。
自始至终,只有外婆和外公丝毫不慌乱,他们和往常一样,任凭惯性引导他们每天走向田野,默默无言地干活,一句话也不说,径自生活在一种自我封闭的寂静中。我们劝他们不要出门了,他们说,一亩田里,就两三个人,那么空旷的地方,哪会感染呢。
今年,外婆种植了两亩多地的儿菜。儿菜我以前只在四川见过,现在随着物流的发达已经开始“北上”。这种绿色的芽菜,像宝塔,根部粗大,环绕相抱着一个个翠绿的芽包,如同母亲怀抱着孩子,故又名“抱儿菜”。这种菜口味清甜略苦,冬季用来炖肉有去火散热之效,眼下正是采收的季节。
政府虽然取缔了封闭空间内的娱乐活动,呼吁大家减少外出,但没有限制种地。29号这天,外婆一早便去田野里剥儿菜,等待菜贩子小周下午上门收购。我也去地里帮忙,剥了半个小时,腰便酸得直不起来。坐惯办公室的我无法想象,外婆每天都要这样劳作大半天,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天色已经黯淡下来,还不见小周的踪影。外婆的眼睛连连望向村口大路的方向,忍不住拨通了小周的电话。
“嬢嬢(四川方言,意为阿姨),你等一下,莫着急。”小周的声音像一只大喇叭,透露出急躁和慌乱,“今天我要收很多家,晚一点上你那边去。从明天开始就要封路了,我过不来了,所以今天我要赶着把所有能收的全部收上来。”
“怎么会封路呢?”外婆大惊失色——她地里的儿菜才收了一半,如果菜贩子接连几天不上门,儿菜过了成熟期就会发老,变得空心而无法食用。
“政府管得越来越严,怕出事,明天有些路就不让走了。”小周忙着生意,来不及细说,三言两语就挂了电话。
外婆忧心忡忡地站在院子里,暮色和她身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真是奇怪,电视里只是说要把得病的地方封起来,怎么连我们这里,离得老远的,也要封起来呢?”
我无法跟外婆解释。现在地方上如临大敌,防疫的事情一点不敢怠慢,层层加码,传达到基层就会倾向于采取最严格、确保百分之百不会出事的策略,至于是否会耽误农民的收成,还没有更加精细的管理政策。我只能安慰外婆,“没关系,儿菜一共也卖不了多少钱”,如果亏了我就再拿些钱出来补偿她。
但这些话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外婆的眼睛里闪着光:“不行啊,每次拿了你的钱,我心里都很愧疚。”她又开始念叨,去年的折耳根因为多雨没来得及收,好多烂在了地里,这件原本已淡忘的隐痛,现在又浮现在她心里。
我有些担心,农民在任何政策波动中都是最脆弱的、也是最为沉默的群体,他们往往遭受损失而没有言说的渠道。如果交通中断的时间太长,对农民和城市居民无疑都是双输的局面。
我问留在北京的朋友情况怎么样,她说周围人都有些不安,白天去了趟超市,其他物资还好,就是新鲜蔬菜很难买到了,“我家旁边的盒马,今天开门半小时蔬菜就卖光了。”
直到晚上,小周也没有来。



刷不完的抖音,辟不灭的谣言


“快看快看,这是南河镇那边,地震后修的新农村示范区,那边有家人,女婿从武汉打工回来!一直他家里人都瞒着大家,他女婿还到处跑,打麻将!直到今天他发病了,生产队上的人都冲到他家打起来了!”
家庭微信群里,表姨突然转发了一段话和一个抖音视频。视频里,大约三四十人聚集在一幢农村小楼前面,有的严严实实戴着口罩,有的露着脸破口大骂,有人站在外围伸着脖子看热闹,还有人手持长棍对着这家人的门窗肆意敲打。人群汹涌,挤在前面的几个男人情绪很激动,试图闯进门和屋里的人理论,两个警察死死地守在门口,防止他们进门发生暴力事件。男人和警察几乎脸贴着脸,在这个特殊时刻,似乎能感到他们彼此呼吸的气流喷到对方脸上。视频背景里是嘤嘤嗡嗡的嘈杂乡音,隐约能听清几个脏字,大约是谴责这家人“龟儿子”之类。
最近一年,抖音在县城和农村火速流行起来,成为母亲这一辈人最时尚的交际手段。沉闷生活里的人们一旦打开了一扇触手可及的娱乐窗口,便痴迷得难以自拔。母亲有时候也说,抖音刷久了,人会感到疲惫空虚,脑子里全是五光十色的碎片,但什么内容也没有。我劝母亲可以读点书,像她年轻的时候,读读琼瑶、严沁的言情小说,或者《读者》之类的心灵鸡汤也好。母亲又摇摇头,“现在谁还看书啊,跟不上潮流了”。
几天时间里,与疫情有关的短视频在我家群里急遽传播。长辈们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前几天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这几天则听风就是雨,添油加醋。表姨转发的这个短视频,也火速成为了大家的讨论焦点。
“这是真的吗?虽然说的是四川话,但四川这么大,看房子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表妹在群里提出了疑议——但没人接她的话,长辈们已经开始有鼻子有眼地描述着,“人民医院昨天已经死了一个人了,很可能就是这家的女婿”。
我不得不把疫情实时动态发送到群里,让大家不要传谣:“这个动态是全国联网的,更新得很快,如果是昨天死亡的,应该已经正式宣布了,现在我们整个地级市都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政府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呢。”表姨自信满满地说。
此外,喝酒能杀死病毒、生吃辣椒能杀死病毒、宠物能传染病毒、市区内某某小区出现群体性传染……也都是长辈们热衷议论的谣言。刚开始,我和表妹、表弟就像四处救火的消防队员,发现一个谣言就扑灭一个,说到后来,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长辈们似乎在家中闲得无聊,故意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谣言生长的速度总是快于我们辟谣的速度。
“我今天才发现,我们家的长辈全都是苏大强。”表弟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中吐槽,“算了吧,有些没太大关系的,就让他们相信吧,反正多喝点酒、喝点盐水问题也不大。”
过了几个小时,表妹又在群里转发了市政府官方微信公号发布的关于聚众打人的辟谣公告,其中明确表示,刚才表姨转发的那个视频,并非本市的事情。为了让大家信服,官微小编特意制作了一张对比图——视频截图在左,建筑为白色墙体,南河镇新农村示范区在右,建筑为棕红色墙体,图片上压着一行红字粗体字:“可以明显看出不是同一个地方”。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小编满满的求生欲。
“各位长辈,大家不要惊慌,抖音上很多消息,很难分辨真假,还是多看官方发布的消息,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我赶忙配合表妹进行了一番说教,但没人理我。
紧接着,表姨又在群里发了一个跟疫情有关的搞笑视频段子,夸张的语调配上滑稽动感的音乐,结尾响起哈哈大笑的声音。



着急回城的晚辈,安土重迁的老人


30号一早,小周终于开着三轮车风尘仆仆地来了,口罩上已经有些黑印。
“嬢嬢,今天的菜1块4一斤哈。”
“昨天还是1块6呢,怎么今天还少两角?你们这些人,莫要使坏骗我们老年人。”外婆有些生气地说。
小周扯着嗓子,显出无奈的样子:“我哪有骗你嘛,现在人心惶惶的,我都不知道收到手里能不能再倒手卖出去,我上头的人也在压价,我也恼火啊。”他见外婆气呼呼的样子,故意拿话激将,“要不你去问问,看还有没有别人愿意收,现在这一带,只有我还在收了。赶紧决定吧,我9点钟前必须把车子开出村子,晚了怕出不去了。”
外婆摆了摆手:“那就1块4吧”。
菜过秤的时候,母亲听到小周说有的道路已经阻断,心里就有点慌,担心再过两天,回县城的路也走不通了。我们一家决定马上回城,我更是担心有变,想尽快回北京。
外婆还没从小周压价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听说我们要走,更加闷闷不乐,她依依不舍地望向母亲:“这就走啦?”又拉着我的手:“这下子要明年才能见到我外孙女了。”
母亲这一代,早年都生活在乡镇上,距离农村很近,外婆赶集时,走路也可以去镇上看看儿孙们。那是乡镇的黄金时代,赶集时人头攒动。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酒铺,自家的高粱酒,自产自销,生意兴隆,父亲在镇中学教书,我家的日子过得蛮滋润。后来,“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去城里了,留下来的人,觉得喝有牌子的瓶装酒才有面儿,生意越来越差,有时候半天只等来一个老主顾”。母亲索性关闭了酒铺,到县城里另寻了销售的工作,父亲所在的学校也由于生源太少被合并,工作调到了县城附近,我们便在县城买房生活。
母亲的认知里没有“城镇化”、“老龄化”这些巨大的词汇,只有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碰撞产生的碎片印象,以及周遭快速变迁带来的眩晕感和伤痛感。那种伤痛非常微妙,有时候不易察觉,母亲觉得已经淡忘了,有时候又突然出现,在夜深人静时让她辗转难眠。她会忍不住一遍遍告诉我,我们以前生活的学校现在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她以前开酒铺的铺面卷帘门紧闭、落满灰尘,农村里几乎看不见年轻人,各家各户都只剩下安土重迁的老人。
更让母亲感到痛心的是,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被绝症带走。外公的四个兄弟相继离去:胃癌、食道癌、脑溢血、肝癌,他们既承载了疾病本身,也像是疾病的隐喻——乡村的五脏六腑都在相继老去并坏死。我宽慰母亲:随着人均寿命增长,癌症增加是正常现象,也和老辈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母亲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她被一种巨大的悲痛笼罩,宁愿相信算命先生的说法:村里这么多人生病是因为地脉不好,村里聚居的地方压住了一条神龙的尾巴,神龙无法摆动,烦躁不安,所以频频招来灾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集体搬走,另建居所。
但几十户人家集体搬迁谈何容易,稍有条件的人家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了摆脱迷信的阴影,便干脆放弃老家,宁愿租房也要待在县城。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更加速了人们迁移的步伐,城市的繁华多彩无疑拥有更大的诱惑力,乡村陷入无可避免的苍白和寂静。
三叔公过世第二天,去火葬场的殡仪车终于找到了,往日去一趟,两三百块钱就可以。如今特殊时期,司机不愿意出门,好说歹说,终于加价到五百块,司机才肯跑一趟。
车轰隆隆地开走,外婆突然有些黑色幽默地说:“何老三一辈子都抠得很,自己的亲孙子都舍不得花钱买个糖,这要是知道花了两倍价钱去火葬场,他肯定要交代琼妹,自己在家里烧了算了。”
末了,外婆又牵挂着地里的菜,背起背篓下地了。
我跟在外婆身后,空空的背篓在她肩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轻快地唱歌。我心里的慌乱一点点消失,同时有一种很奇妙的疑惑:三叔公死,她好像并不伤心;外面闹疫情,她也并不害怕,仿佛在她看来,人命都没有眼前这一亩地的儿菜更值得关心。但我深知外婆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村里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去帮忙,这到底该如何解释呢?
小时候,但凡我提起“死”字,外婆就大惊失色,急忙“呸呸呸”,唯恐我沾染上不吉利的东西,而这次回来团年的前前后后,外婆竟如此坦然地时不时讨论着死亡,就像谈论吃饭、下地这样寻常的举动。我感慨之余,还是有些想不通了。
我和母亲回城前,外婆匆忙给我装了三斤儿菜、两包腌萝卜干、一罐香辣腐乳。她面露赧色:“你给外婆拿了红包,外婆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给你。”
外婆总是被不能带给儿孙更好生活的羞愧感萦绕。她不知道,我也很羞愧,我是逃离生养我土地的叛徒。坐在回县城的车里,怀抱着外婆的儿菜、萝卜干和腐乳,即使想到我即将回到北京,在那个慌张而纷乱的巨型城市中面对种种未知,我也感到踏实,不再害怕。
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大地曾经承受大地震的撕裂,但现在伤口已经愈合。大灾大难总会发生,在灾难面前,人总是容易被集体主义的、宏大的、应激的情感所裹挟,但灾难总会有过去的时候,而生活是绵长的、具体的、细微的。或许,我们对尘世中具体事物的爱越多一分,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勇气也就更多一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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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6 05:52 AM |显示全部楼层

大年三十,父母送我们离开了湖北老家丨人间

 美梦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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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有些隔阂,原本抗拒的、刻意回避的老家,逐渐变成了期待。

在短暂的相聚中,我们又哭又笑,心靠得更近了。



配图 | 《亲爱的孩子》剧照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5



1


2019年8月,我就跟母亲说年底不想回老家过春节了。
我劝母亲也留在杭州,等春节假期就带她去沿海城市旅游。母亲有些心动,大半辈子辛酸劳累,能在腿脚灵便的年纪出去走走看看,是她的心愿。可隔天,她还是执意要回去,还要我们一家子也一起回去。
“梦伢子,自你结婚生娃,有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家里人都很想你,姨妈老舅也想看看小宝。”
我却觉得小宝才2岁,来回折腾还是有诸多不便,想等几年再说。
母亲又喏喏地絮叨起来,“前年春节你妹妹一家回了,按说去年该你了,你说娃儿小不方便。今年你们和妹妹都得回去,在正月里给你爸爸办个60寿宴。”
我这才明白,母亲执意要回去的原因——我几乎忘了父亲60大寿这件事,更没想过要庆贺。我不忍拒绝,就提议跟妹妹商量一下。
妹妹一家在北京生活,她接到电话便反问我:“回去过年?看爸爸喝醉了在家耍酒疯吗?听他酒醒之后虚情假意的道歉吗?听爸妈吵架吗?30年了还没听够?谁爱回去谁回去,别扯我。”
清官难断家务事,子女也厌烦家务事。
从小,我和妹妹最大的烦恼来源就是父亲酗酒暴躁和父母的争执。哪怕我们终于各自成了家,父母的关系依然紧张,家庭氛围阴冷压抑。
这几年,父亲不再向母亲“上缴”工资了,他要求经济独立,挣的钱全自己揣着,只偶尔给母亲三五百零花钱。为了这事,他俩闹得鸡犬不宁,我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劝父亲把钱给母亲管理,可他总是拒绝。
母亲觉得,父亲的这种行为就是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彻底的背叛。
母亲当然也不缺钱,这些年,我和妹妹给她的养老钱也足够了,但她就是对父亲的那一搓搓钱耿耿于怀。
“你们还年轻,不懂。”可眼下,母亲翻来覆去地只是说:“终归是一家人。”我们不懂,也不愿意懂。对于母亲的想法,妹妹愤愤不平,“妈还想给他办60寿宴?咱老家里亲戚多,办个寿宴,桌席钱烟酒钱1万块打不住。”
妹妹在北京,我在杭州,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回老家过春节,往返路费、生活开支,再加上走亲戚的各种礼包、红包,给父亲办寿宴……算下来,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个大家庭,一旦开始各自计算,难免会有人委屈。
母亲清楚我们的想法,但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到了2019年12月初,她再次对我使出“苦情”招——“以前家里多穷啊,过年杀一头猪,你一个人可以啃掉半个猪脑壳。这些年日子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过个年,是难上加难。这次不办寿宴,下次得等10年,你爸70岁了。”
我一听这话就来气,“非得给爸办?过几年给您办60岁,不是一样热闹么?”
“老家就是这样的习俗嘛。”母亲的语气近乎哀求了,“你爸这个人就喜欢讲排场、讲风光,你们姐妹俩是他唯一的骄傲,如果给他办个热闹的寿宴,他别提会多高兴呢。乖闺女,你劝劝妹妹,今年过年都回去吧,咱家过个团圆年。”
“说到底是为了不让妈伤心。”最终,我们答应了,想来大多数时候,亲情是我们的盔甲和软肋,但偶尔也是枷锁。



2


2019年12月,春节的气息也越来愈浓。我给母亲和孩子们买新衣,也顺带给父亲买了一套,塞进了行李箱;家人群里,大家说着各自的买票情况,讨论着忙完寿宴后的各种计划:拜年、全家出游、带孩子们接触大自然;母亲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早早写好了年货清单、宴请宾客的名单,在和父亲视频的时候反复商议。
父亲得知我们全部回家过年,还要给他摆寿宴酒席,高兴地承诺:“一定改过自新,好好表现。”
他清醒时,还是会说好听的话的。
2020年元旦,我感冒发烧了,不得不临时取消了去东北探望公婆的行程。之后又从家里翻出几个口罩,戴着去公司上班。一下班就躲进书房,尽量减少和家人的接触,小宝就在书房门外哭喊着要我抱。我有些心软,只好屏住呼吸打开门,抱抱她,又赶紧把她推开,立刻关上门。
“你这是心疼孩子呢,还是害她呢?”见小宝哭得更厉害了,母亲呵斥我。
母亲担心感冒传染,第二天就要带小宝先回老家。送别时,我警惕地提醒:“妈,听说武汉有什么新型病毒,这趟动车会经过武汉,防备些为好。”
“整个火车里都是人,怕个么事!”母亲不以为意。
等母亲带着小宝走了,我却依旧不放心,翻出了一个公众号,才发现12月底,公号上就推送了一篇关于不明传染病的文章,里面专门提到老年人尤其要注意,佩戴口罩降低感染风险。我开始懊恼起自己没给母亲和小宝准备口罩。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母亲和小宝的身体状况和老家的异常情况,母亲也耐心地向我汇报:“小宝身体好得很,老家也一切都好,唯一不同就是今年没的猪,家家的猪都死了,要从五峰那边高价买过来。”
我很好奇,为什么荆州的猪死了而五峰的猪活着,母亲哈哈大笑,“这我哪晓得?这个问题,你只能去问五峰的猪了。”
2020年1月9号晚上,我跟母亲视频时发现小宝在流鼻涕,急得不得了。也是在当晚,网上出现一篇文章,提到此次传染病毒变异的概率高、感染的动物种类广。到了1月18号,又提到了“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
看到这个模糊的描述,我下意识的想起了生命力顽强的“五峰的猪”。



3


小宝感冒,母亲就更累了,“整夜睡不得,要一直注意她有没有发热,别把伢儿烧坏了。”母亲讲起老家的一个妹妹,6岁时发高烧把一双眼睛烧瞎了。
不过片刻悲伤后,她马上又愉快地说起自己为春节做的准备:她家里的床单被罩都洗了,地板玻璃也擦了。她抱怨猪肉价格贵,但还是买了一些,姨妈舅舅们也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吃食,“我们一家不种地的,年货多得冰箱快装不下了,就等你们放假回来开吃呢。”
看着视频里憔悴苍老的母亲,依旧兴致勃勃地期盼着团圆,我的鼻子有些发酸。1月19号,我迫不及待地带着大宝,踏上了回荆州的动车。 
动车上,几乎没人戴口罩,我也没有。身边的两个男生一直在讨论火车票难买,也没人提起武汉新发现的病毒。到了站,我又坐上了回乡的大巴。车上20多个人,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是唯一一个戴口罩的,1个半小时的车程,她没有说过一句话。
夜晚10点的乡镇,两排敞亮的路灯照着公路,安静极了。
父亲比我晚2个小时到家,一边抱怨同伴开车开错路,一边往家里搬东西——3袋大米和2箱黄酒——“老板晓得我今年回老家办寿宴,特意送的。”
“你们老板够大方的!”母亲讽刺父亲小气。
“带点粮油回来也挺好的,明天咱就开吃。爸这一天辛苦了,早些休息吧。”我赶紧打圆场,掐灭半点可能引发争吵的火星。
父亲却一改往日的暴躁,乐呵呵地劝母亲,“老总,你也别一看到我就恼火,我今年发了大几千的年终奖,都交给你搞生活。”
“几千块很多吗?别以为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母亲仍旧言语犀利,她说今年过年人多,开支大,父亲理所应该交生活费,“这叫AA制,懂吧?”
“我明天开始乖乖干活,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全听领导安排,不惹祸不顶撞,保证让全家过一个愉快的春节。”父亲又转头对我说:“谢谢你,梦伢子,今年特意回来团年。你们姐妹俩还主动为我办寿宴,我蛮开心的。”
父亲一直性格暴戾,这也导致我们的关系一度十分冷淡。如今,他年岁渐高,竟也懂得说感谢的话,还带着些许温柔,不禁令我感到意外。
母亲的眉头也舒展开了,“酒店催了很多遍,要我们去定菜单,明天一早我们就过去。”
“Yes,sir!”父亲摆了个敬礼的姿势。
这种温馨的时刻在我们家显得格外的稀少和珍贵,另一边我先生也传来了好消息:公婆挂念孩子,又想来给荆州给亲家贺寿,已经从东北飞到杭州了。就等先生23号放假,一起来荆州。
这下,全家要来个超级大团圆。父母听到这个消息,欢喜几乎按捺不住了。20号的凌晨,又开始重新列起采购清单来:
“亲家爱吃什么菜?不晓得咱这边的辣锅子他们吃不吃得惯。”
“哎呀咱这儿的冬天湿冷,给他们住的房间添置一台空调吧……”



4


我的老家在荆州下辖的一个乡镇,每年正月初都是大大小小酒店的旺季。想在初六初八这种日子办酒席,至少得提前半年预定。
我问遍了镇上比较敞亮的酒店,只有一家初三的客户临时取消了宴会,才和我做了口头预定。
可团聚的气氛忽然被20号上午的一通电话打破了。
那天早晨,我邀请小姑妈来参加父亲的寿宴,一向爽快活泼的她,竟有些支支吾吾的。电话里,她突兀地问我,“你们家买了多少口罩?”
我说没有,她又问:“你们街上的药店还能买到口罩吗?”
在一旁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对他的亲妹妹表达了不满,“哪搞?要在酒席上给你加一盘清蒸口罩么?”
姑妈说,她的小女儿瑶瑶,一个小护士,年年春节值班,今年终于轮到她在家过年了。昨晚她刚到家,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早上就被医院紧急召回武汉了,“好像是有什么大情况。”说着,小姑妈竟然哽咽了。父亲的语气这才柔和了许多,“这有什么好哭的,医护人员跟当兵的是一样的,抗战嘛。你带孩子不方便出门,正月间我们过来给你拜年。”
在我们当地,给谁拜年,就是更尊敬对方的表现。不料父亲的一番好意,却被小姑妈当场拒绝了,“我不出门,你们也不要来拜年,瑶瑶要我把门关起来,窝在屋里不动。”
“你说的什么话?还不要我给你拜年,我喜欢给你拜年啊?!”父亲气鼓鼓的。直觉告诉我,情况似乎不妙了。再一次开始翻看新闻寻找线索,很快我就有些不安了。先打电话给妹妹,她说自己看到新闻了,下午直飞宜昌,不到武汉中转了;又打电话给先生,商量是否要取消公婆的行程,先生说要商量一下。
妹妹一家回来的时候,正是晚餐时间。满桌子香喷喷的菜,孩子们欢快地闹腾着,父母眉开眼笑,全家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只有我心事重重。


等到1月21号,新闻明确了病毒“可以人传人”,全家人决定先不出门,重新商量一下寿宴的事。
当天晚上,先生发来视频说,杭州某园区已出现了疑似病例,我催促先生去买口罩,他说自己正在药店门口排队,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人很多。公婆也决定这次还是不来了,我微微松了一口气,问他,“要不,你也留在杭州,别过来了。”
“说什么呢?!岳父60大寿,我能不来吗?你放心,我全程戴口罩,不和任何人说话,一定安全抵达。”先生坚定地说。
我瞥见一旁的父亲,脸上闪过了一丝笑意。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先出门看看。年关将至,乡镇的街道很热闹,到处都是置办年货的人,我戴着口罩穿梭在人群中,显得颇有些突兀。接连找了三家药店,都没有口罩卖。
进了一家诊所,稍微有些疲惫,坐在条椅上歇息了一下。外面陆续进来了两三个患者,有的说自己脑壳疼,有的说自己浑身发软没力气。医生戴着口罩,镇定自若地诊断、开药。
我的身体还是没好全,就请医生检查了一下。医生看了看我的喉咙,淡定地说:“发炎,普通感冒,给你开几盒药就行。”我不放心,“不会是那个什么新型肺炎吧?”
医生笑笑,“哪那么容易得那个肺炎,只要不是从武汉回来的。”
“我前些天坐火车经过武汉……” 我补了一句。
医生瞬间收起了笑脸,神情严肃地给我量体温。体温正常,他又嘱咐我每天都要量,有发烧迹象要马上去大医院。
诊所也没买到口罩,我拿着两盒感冒药和一支体温计回了家,又立即躲进了小房屋,自我隔离起来。母亲就在外面直叹气,“在杭州闹感冒要躲起来,回来了又躲起来。这次我总不能再带小宝跑回杭州去吧。”
她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打了个激灵,悄悄问妹妹,“如果取消父亲的寿宴,我们提前离开荆州,父亲会不会爆炸?”
“再等一天。” 妹妹冷静地说。



5


1月23号一早,妹妹把忙碌的父母叫到客厅。
“商量个事儿。”她说,“武汉封了。”母亲懵懂地点头,眼睛却一直看着厨房里的炖锅,父亲疑惑地问:“什么疯了?”
“封城,交通管制,公交地铁火车飞机都停了。您的60大寿,能不能先取消,后面看情况再办?”
此话一出,母亲惊讶地看着我们。
“新闻里一再告诫要减少人员流动,爸,您看可以吗?”妹妹解释。
“安全第一,我完全赞同。”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又给亲朋们发信息,“支持抗击病毒,减少传染风险,寿宴取消。”
母亲又惊讶地看向父亲,“不办了?已经定了酒店,请了那么多人,怎么搞?”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该通知的都通知,该改计划的都改计划。” 父亲说。
我和妹妹迅速忙碌起来,各自开始打电话、查消息,母亲则急忙转身去厨房关小了火,又赶回客厅问:“初三寿宴不搞了,春节咧?团年总还是要团的咯?”
说完这话,母亲突然就哭了起来,“我晓得你们不爱回来过年,我和你爸爸总吵嘴,惹你们厌烦。多少年了,我盼着这一天,全家老小,儿孙满堂,一个都不少的一起过个热闹年。你们才回来两三天,该不是马上又要走了?”
一瞬间,家里的人又都安静了下来。


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为了生活、学习四散分离。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小家后,也很少回娘家。偶尔回湖北,也是轮流“值班”。算算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听着鞭炮声迎接新年,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妹妹转过身看着窗外,我也忍不住哭了。娃儿们一看大人哭,也都跟着哇哇地哭起来。转眼的功夫,满屋的泪水。
“你说这些话做什么?把娃儿们都搞得哭。”父亲红着眼眶,制止了母亲。
可母亲还是忍不住悲伤,她指着堆得满满的厨房,“我准备了好多菜,够全家吃到正月十五了。你们就要走么?这些菜怎么办?”
“娃儿们年后要上班,要是被困着回不去,影响工作怎么办?趁现在还清爽,能走就赶紧带着娃娃们走。”父亲安慰起母亲来,“我不走,哪儿都不去。我就待在屋里陪你过春节,保证把你准备的所有好菜都吃个光。”
“你想得真美,你的生活费要加倍上缴!”母亲好像在赌气,又像是撒娇。
“岂止加倍!我给你发个5位数的大红包!”素来很小气的父亲一下展开了手掌。
大家都笑了起来,家里的氛围也终于明朗了些。
我给先生打电话,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给我们买机票。一开始,初二还有票,可我啰嗦了几句,一会儿就被抢光了。看着父母,我想无论怎样也应该陪他们过大年三十,吃个团年饭,一起守岁才行,我的心咚咚直跳,“定初一的,过完年就走。”
可不一会儿,初一的机票也没有了,只剩下大年三十还有几张。
“走不走?”先生发来语音。
一旁的父亲坚定地说:“就明天走。一家人只要齐心,每天都是团年。”



6


机票定好后,时间就像突然静止了。眼前的一切,莫名变得不真实,就像一场梦。
我们曾经有些隔阂,原本抗拒的、刻意回避的老家,逐渐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期待的“超级大团圆”。短暂的相聚,一家人又哭又笑,心靠得更近了。
大年三十,父母起得很早,在厨房里忙个不停。炖土鸡、冻鱼、扣肉、肉糕、炒笋、腊肠、糯米蒸南瓜……做了满满一桌子的家乡风味。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最炽热的爱,大都是从厨房开始的。“我们现在团年。”父亲带领我们摆椅子、摆酒杯,把筷子平行放在空碗上。
母亲给每个酒杯里倒酒,轻声念:“各位列祖列宗、路过的亡灵们,都来吃个饭喝点酒。粗茶淡饭,过个素年。保佑孩子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父亲点燃桌底下的一大摞纸钱,也跟着念:“给你们送点小钱花,在那边打个小牌,祝你们四方发财。”
这套词,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就有了,30多年,年年如此。在这个即将分别的大年三十,再听这念词,我心里竟升起浓浓的暖意和无尽的乡愁。
这顿团年饭,嗜酒如命的父亲竟然破天荒的没有喝酒。他要送我们去机场,送我们离开。等全家人一起站在机场的大厅里,因为害怕离别伤感,所有人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母亲戴着口罩,一双眼睛温柔地看着我们,她已经没有眼泪了,满眼都只有深深的不舍和祝福。父亲也戴着口罩,笑了,“谢谢你们回来。虽然短暂,但我们两老很开心、很知足,你们多保重。”
“爸、妈,抱抱吧。”妹妹故作轻松,笑得很夸张。可她拥抱父母那的一瞬间,却也涌出了眼泪。孩子们还不懂事,都挤过去抱成一团,欢快地喊:“外公外婆,新年快乐!”
父母慈爱地摸摸孩子们的头,对我们说了句:“走吧。”
接下来,他们两个要立即赶回乡下,在天黑之前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上亮”。荆州素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的旧俗。大年三十的晚上,家里的火要烧得旺,祖坟前也要照得亮堂堂的。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自己很喜欢跟着父母去“上亮”。暗暗的夜色降临,人们都到祖坟前去磕头。无论老少,每个人都可以许下很多的新年愿望。不一会儿,黑漆漆的田野里、山上就会散发出无数的光亮和鞭炮声。原本骇人的坟墓,在这一天的晚上,会美不胜收。
有家人在,黑暗也不可怕。再等几个小时,新年就要到了。



后记


我和妹妹到家后,向单位汇报了各自的详细行程和身体状况后,就安心在家等待开工了;
公公婆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欢迎我们回家。我心里还是担心,避让着想单独到书房吃,等到第二天,我的感冒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堂妹瑶瑶正式进入一线战斗,说自己会注意安全,让我们不要担心她;
为了尽可能减少外出,先生去附近超市购买了几袋大米和面粉、几壶油及肉类蔬菜水果等物资,他说,“超市服务井然有序,物品充足种类丰富,和平常一样。入口有专人量体温,派发口罩,会温馨提醒顾客们佩戴口罩。”
留在老家的父母,天天大眼瞪着小眼,我问母亲还待得住吗、父亲有没有偷偷跑出去,她咧开嘴笑了,“往年每个春节里,你爸爸像屁股后烧着火一样闲不住,在外面拜年游玩不归家。今年赶他出门,他都不走,没人欢迎他咯!”
我问母亲是什么感受,她说像现在这样的时刻,得追忆到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了——
自从有了我和妹妹,为了有饭吃,父母就外出谋生。他们一起跑,就不得停歇,一直奔跑了30多年。
而这个春节,父母也终于可以停下了匆忙的脚步。他俩朝夕相对,在家睡懒觉、刷手机、看电视、打十七胡了。
“这可以算是我有生以来,最安逸、最清闲的时刻了。”母亲说,“眼前吃喝不愁,之后怎么样以后再说,不怕,难关总会过去的。”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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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梦

一个迟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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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9 07:43 PM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的餐饮人:在这个冬天等春天丨人间

 温手释冰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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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1个店开业的第1天开始,到3个店开业,再到这一天是13年零5个月又5天。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每一天都是微笑着开门迎客,赚着辛苦的钱和清白的好名声,从来没有一天是不开门的。



配图 | VCG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6



1


大约是去年12月上旬,一个好友私下告知我:“华南海鲜市场好像有点问题。你晓得就行,可别到处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据她说,她同事的亲戚在华南市场附近的医院上班,说那段时间得肺炎去医院就诊的人与日增多。她之所以给我说,是因为我家是做餐饮业的,而华南市场是我家几个店主要的生鲜特菜供货点。
14年前,我家开了第一家两三千平方米的酒店,生意非常红火,先生每天早上4点都会跟着货车一起去华南市场打货。其间,随着商圈经济的兴起,我们又相继开了2家西餐厅和1家中餐厅,华南市场仍是先生主要的打货地,隔三差五都会去一趟。
近几年,随着新城区的开发,房屋结构和装修风格已然落后的酒店生意日渐式微,2019春节一过,我们就关停了酒店。去年下半年,和几个朋友商量后,决定一起合伙入股,在新城闹市区觅得一处好位置,面积1千多平米,准备再开2家店,彼时刚刚开始装修。
听闻好友的提醒,先生笃定地反驳:“怎么可能呢?这段时间我可没有听供货商说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不然的话,大家不早就闹腾起来了。”话虽如此,第二天先生还是不放心,直接去了一趟华南市场,回来说一切如常,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我也放心了许多。
就算往后民间消息不断流出,作为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人,我还是选择相信华南市场没问题——当然,我也更愿意相信这个消息。


2019年的最后一天,一大早,青菜供货商张哥发了一个朋友圈:《湖北之声记者实地探访,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一切正常》。
第二天就是元旦,3个店的生鲜需求量巨大,先生又去了一趟华南市场,回来以后,神色略有些凝重,说虽然有商家在正常营业,但也看见不少商家在往市场外面搬货,还有的商家已经关门了,“听说是要关闭市场进行整顿”。
听他这样一说,我也有些心慌。等到这天中午,张哥又发了一个朋友圈:《关于武汉肺炎疫情,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这个消息更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情况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当天下午,官方消息确认了“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正式停业整顿”,我们也没有太过在意,心想至少在过年以前,这个市场还会重新开放的吧。
跟我们一个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张哥几万块钱的青菜存在市场里面,而我们的海鲜供货商李哥,说他刚囤了200多万的货,准备做元旦和过年的生意。
张哥祈祷市场早点开门,他的活鲜是得用打氧气的水池养着的,用不了几天,几百万的货就只能打水漂了。


武汉市的餐饮供货市场除了位于汉口城区的华南市场,还有位于洪山区的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和位于汉口北的四季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一般华南市场比较大的供货商都在这两个批发市场有总部。
华南市场关门,大的供货商便去镇守在其他市场的分店,像张哥和李哥这样的小老板,便只能先回家等着华南市场重新开门。
于是,我家也在菜单里的海鲜产品上都贴上“餐品沽清,稍后推出”的标签。还有部分客人表示不满,认为是老板做生意不够诚意。因为按惯例,餐牌上长期固定推出的餐品,是不能够长期没有货的。
彼时,我们都沉浸在迎接过年生意的兴奋之中。过年的生意,永远是餐饮人心里的一个兴奋点。一进入腊月,特别是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一个月的营业收入也许抵得上淡季2个月。
有了这份惯性的信心,我们按照从前过年的程序开始忙碌起来。
首先是忙“人”:按惯例,过年前2个月我们就开始停止员工辞职,到了腊月二十四以后,更是停止员工休假。不过,除了一些求稳定的年纪偏大员工,每年这时候,总有不少年轻员工因为各种事由离职,哪怕这种“自离”,也会按约定俗成当月工资清零。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厨房和前厅总是缺人,餐饮老板们调侃起来都说,“这生意啊天天愁,平时愁没人进店吃饭,过年愁没人在店里干活”。
我们店亦是如此,即便是招为数不少的寒假工,忙起来的时候,我和先生同样也成了打杂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传菜、洗碗、倒垃圾,无所不能。
其次是忙“货”:每年腊月二十四之前,必须要备足过年的货,因为从这天起,便迎来了年夜饭的高峰期了,后勤的员工都要到前厅去帮忙,根本没有时间理货。更重要的是,很多批发的供应商们也从这时起陆续回家过年,不营业了。
今年过年早,想着华南市场关门了,货源一定会紧俏,先生决定把备货时间提前。于是,1月13号这一天,我们便去白沙洲市场采购了大几万块钱的货物,都是现金付款。在白沙洲市场采购不到的货物,直接从原来华南供货商介绍的朋友或厂家那里走物流,都是款到发货。
真到了腊月二十四,也就是1月18日,除了少量的青菜、水果,我们的货已经备得差不多了。两个新店的装修也已经按事前约定停工,让工人们回家过年了。而店里的生意已经明显地旺了起来,虽然不及去年好,但是随着大中小学的放假和在外打工人员的回家,过年的气氛一天天浓起来。
先生沾沾自喜地说:“幸亏我高瞻远瞩,备足了年货。”他还预计,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过年这1个月,3个店的总营业额将不会低于去年的120万。
有了这份期盼,纵然疲惫不堪,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们都群情高涨,鼓足了干劲。我也选择在1月20日,也就是腊月二十六这一天,不仅给供货商结清了该结的货款,还给员工发放了该发放的奖金和福利,“六六大顺嘛,两个六更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平凡却温馨的日子里,生意起起落落,老板和员工还有供货商,都是相依为命的亲人。
当然,我也期盼着这些付出去的钱,能够通过我们的辛勤运营,成倍地回到手里,足以支付下一个月各项费用的支出,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利润。生意生意,不就是人生的意义么?诚信,无愧。付出,得到。
然而,等这一天忙完,我们到晚上才看到官方消息,钟南山院士到武汉来了,谈肺炎疫情在武汉局部暴发,存在人传人的危险,建议原则上不进不出——这相当于亲戚朋友之间过年不要走动,那么已经预订的年夜饭、团圆宴,怎么办?
我不由得陷入沉思。



2


次日晚上,一个在武汉开了七八家中餐厅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所有的店的年夜饭、团圆宴在一天之内全部取消了,客人们之前是排着队来预订,现在是排着队来取消。
按照餐饮行业约定俗成的规矩,客人方面提出取消订单的,店方是不予退订金的,只能允许客人日后消费订金,但是朋友说他把所有的订金都退了,“这是天灾人祸,不怪客人”。
旋即,他还是带着哭腔说:“怎么办啊,姐姐,今年我可备了70多万的货啊。”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也在想我们也是已经备了将近20多万的货啊。
朋友的餐饮店遍布武汉三镇以及光谷新区。我们的店所在新洲区属于远城区,影响迟了一点,但依然来了——1月22日,中餐厅当天中午的2桌预订取消了,客人说:“我请的客人都不敢出来吃饭了”。
店长为了不流失资金,按照惯例要求客人保留订金,以便日后消费,客人一下子就发起火来:“又不是我的原因,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搞强制消费,我要向工商局投诉你们。”在打电话给先生请示以后,店长退还了客人的订金。
“这段时间,再有这样的情况也按照这个方式处理,不要引起客人的反感,流失了客源。”先生吩咐店长,给所有预订的客人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确认是否取消订单,“这是我们对客人应有的尊重”。
而也是从这天开始,2个西餐厅的生意也陡然冷清下来,午市营收都不及平时的5分之1。到了晚上,中餐店长打电话说,所有的订单都退掉了,一桌也没有留下来——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要求退订金,很多老客户都说,“订单留下,等来年再来消费”。店长说这些话的时候,几乎是在哽咽。
这时,正式的官方消息也开始多起来,“少出门、出门戴口罩”,成了官方的号召。我们也要求所有员工戴口罩上班,可等人去店里一看,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有胃口吃美味佳肴呢。
原本青菜和水果4天的备货计划已报给本地供货商,确认第二天早上送货。先生临时决定说,“看来今年的生意会有影响,赶紧的,把这些备货计划减掉3分之1。”
我打电话给供货商说明情况,他也着急了,“我货都备好了,怎么减?再或者年后没用完,你退给我都行。”
我只能说,那就算了。多年生意上的来往,行也罢,不行也罢,也是唇齿相依,谁咬谁一下都难受。
供货商最后还告诉我一个消息,并且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一个在华南市场帮商家拖货的司机感染了,夫妻俩刚刚被街道的办事员送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做隔离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通过公司的司机求证,果然是真的。公司的司机与被隔离的人是朋友,两个人还通过电话。被隔离的人咳嗽得厉害,说大概得半个月,在医院里过年是肯定的,最放心不下的是刚从江西九江回家休假的儿子,一个人在家的年,可怎么过。
这一桩桩事情压过来,一夜我都辗转反侧,第二天天还没亮便醒了,这才看到群里发了新闻,说武汉市从1月23日上午10点钟,将停止所有公交地铁,接着发了三个字:封城了。
我怔了好久,不知该如何消化这个消息。等到天亮时,我已经穿戴整齐来到店里了——春节期间最后的青菜、水果的备货已经回来了。
按多年的惯例,这天的货款在年后初四供货商开市的时候结。然而,这天我的心极度不安,于是破天荒地,我让公司出纳将这一天的货款都转给了供货商。至此,我们今年的各类备货总金额已接近30万。


这天下午,公司出纳还把早就准备好的,预备着大年初一发给80多名员工的开门红的红包都交给我了。每一年发开门红的时候,老板都会喜不自禁,员工更是欢天喜地,这是多少年的传统了。
而就在这一天晚上,每一个小时比前一个小时更加紧张的消息频频传来,先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明天腊月三十开始,所有的店停业,暂定初四开业。
我告知股东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店子开着,都觉得自己不道德了。”这一切突如其来,又早有预兆,只是我们不肯接受罢了。
先生的内心也是挣扎的,初四到底可不可以开业也还是未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能清楚地记得,从第1个店开业的第1天开始,到3个店开业,再到这一天是13年零5个月又5天。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每一天都是微笑着开门迎客,赚着辛苦的钱和清白的好名声,从来没有一天是不开门的。
先生作为总经理,在公司高管群里宣布了这个决定,让3个店长通知到每一个员工,安心在家休息,出门注意防护,一定戴好口罩,但也没有提及期间工资的事,因为也还不知道这4天的暂停营业时间上是否确定。
有主管问,他从前没有休完的假,可不可以冲抵这4天的休假。先生回答,这两种休假不搭界。



3


大年三十,员工里除了两个孝感的小伙子因家里人不让他们回家,其余员工大都是武汉本地或近郊的,均顺利回到家。
这天恰逢是我们双胞胎儿女26岁的公历生日,也是姐弟俩第一个没有生日蛋糕的生日。一大早,先生戴着口罩出门,就近去还开着的超市,买了些食材,回到家便一个人关在厨房里面慢工细做,做出来的菜不亚于餐厅里的色香味。
我们还开了一瓶平时舍不得喝的红酒,一家人慢慢吃,慢慢聊,才发现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待一起吃饭了。
往年的这一天,我和先生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一般得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吃个潦草的年饭。不过,今年有时间待在家里为自己准备年饭,心里却空落落的。
晨起,我家也响应号召不出门拜年。亲情有时候很温暖,有时候很残酷,可是老祖宗的规矩就是过年必须拜年,不论内心亲疏,七大姑八大姨的,表面的仪式必须完成,不然就会被人诟病。
初一一大早,我就热情洋溢地把留着电话号码的亲戚都打了电话,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大堆祝福的话。老妈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每一个舅舅的电话都打了,我说想打的电话都打了。老妈又问是不是还有哪个舅舅的电话号码没有,我把你没有的号码报给你吧,我便说,我要那些个号码做什么呢?不想留电话号码的人,一定是我不喜欢的。
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让面对老规矩唯唯诺诺的人,终于顺势勇敢了一回。先生比我更“循规蹈矩”,他坚持初一清晨出门,去给我的老爸老妈拜年,也不枉两老拿他当儿子一样疼爱了20多年。
老爸老妈隔着一碗汤的距离,他去去就回来了。我也感恩他的好,觉得有他在一起,这一场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我的生活和生意,总是在悲欢离合中起起伏伏,时输时赢。我相信老祖宗的话没错。


大年初二,先生放心不下店里的备货,我们戴着口罩一起去巡了一下店。
街上一片静寂,邾城街的摩尔城已经整体歇业了,大门紧闭。阳逻街的摩尔城除了一楼的超市还开着,其它的商家也都关门了。曾经车水马龙的繁华不见,只有偶尔驶过的车辆发出的声响,像是城市倔强执着的呼吸。
抚摸着店里空空落落的桌椅,回忆着从前甚至去年过年的时候,人流如织的顾客们等候翻台的热闹喜气,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每个店的厨房都收拾得案台锃亮,地面洁净如新,闻不到一点点闭关的异味,更让我有点想念那些尽职尽责的员工,期待着重新开业的日子。
看着视频里钟南山院士谈及疫情几近哽咽的样子,我们终于知道,关门歇业的时间可能不止是个位数。于是先生只得再次在高管群里发出消息,暂定初四开业的时间顺延,听候通知。
先生的群消息刚发出去不久,一位员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这位员工是在店里做了差不多10年的大姐,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有一年的大年初四,她娘家的侄子结婚,按道理她是可以请一天假去喝喜酒的,可是她硬是为了顶在岗位上没有去。大姐安慰先生不要着急,生意总是慢慢做,店子重新开门的时候,只要店长一个电话,她立即就回来上班。
先生除了“谢谢”两个字,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4


重新开业的日子未可知,那些蔬菜水果的备货该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了一位开超市的朋友,看能否请他帮我们处理一下备货。
这位平时交往并不多的朋友接到我的电话时,说他正被困在附近乡下父母的家里,村子里进进出出的村路都封了,进不来,出不去,路口扯着“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的横幅,气氛很是凝重,他不敢做乡亲们的不孝子孙,只好待在家里不出来。他把超市另一位股东的电话给了我,“直接打电话就行,希望能尽量给你们减少些损失”。
和他的股东联系后,确定好大年初四去清理备货。
这天早上,我把半长的头发扎成了一个发髻,尽量减少身体的暴露,先生载着我去了店里。从封城后,便一直淅淅沥沥下着雨的天空,露出了一点阳光,让人倍觉温暖。车窗外,在一个避风的拐角处,平常日子里是一群老人们自发聚集走象棋娱乐的地方,这时竟然一如既往,不同的是,老人们都戴着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口罩,看上去竟有种辛酸不已的味道。
先生边开车边调侃说:“老爷子们够勇敢,不怕牺牲。”我说:“不如说他们看透了人生,生死无常,命自由天吧。”
到了店里,看到有些开始发蔫的青菜水果,我暗暗叹了一口气:如果没有这场意外,按往常的客流量,这些存货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可能还不够,需得出门大量采购了。
超市的蔬菜水果对品相要求特别高,朋友的超市只要了一些洋葱、黄瓜、西红柿,以及哈密瓜、苹果、梨子之类易存易放的东西,不及整个备货的10分之1,并且价格由他们说了算。国难当头,能扛的事就得自己扛,不能太过为难朋友,先生还说,“等疫情过了,一定请朋友和他的股东们吃个饭,表示谢意。”
剩下的备货,就只有跟供货商商量一下了,看能不能把货拉回去给帮忙销掉。我一直认为,今年打破惯例,货到就付款,而不是年后结账,是我们对供货商表达的最大诚意。这忙,他可以帮,也可以不帮。
但这个时候,又有哪一个想做长远生意的生意人,会拒绝给一个诚信的生意伙伴帮忙呢?
果然,蔬菜供货商和水果供货商不等我在电话里把事情说完,都说:“送过来吧,天灾人祸,这状况都是大家不情愿发生的,我帮你销出去,不过要等到初六才行。因为腊月三十那天,市场管理所把市场都封闭消毒了,初六才允许营业。”
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所有餐饮店陡然同时关门停业,加上普通居民对蔬菜水果需求量减少,同样波及到了他们的生意。从封城开始整个过年期间,他们的营业额起码减少了六七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有诚信。听说有一家新开的不大不小的店子,在腊月三十那天早上,退掉了所有蔬菜的备货,那一两万块钱的损失就直接转移给了蔬菜供货商,令供货商欲哭无泪。


初六一大早,我和先生没有睡到自然醒,便去店里处理剩下备货。那些带叶子的青菜都发黄了,只能当垃圾扔掉,土豆、大白菜、莴苣、山药都还好,青椒、红椒有一点点发蔫了,还有几个开始要烂掉了,每个店都扔掉了一大筐,包括3件整箱的香蕉。其实这些香蕉的表皮只是刚刚有一点泛着黑黄的颜色,还有一点品相。
先生说:“太多了,供货商就算接受了,这个时候没有多少人去菜场,也卖不完,何必为难人家。”就这样一直清理了一上午,留下很有品相的东西,才搬上车,送去供货商所在的菜市场。
菜市场虽然被允许开业了,但是卖菜的人和买菜的人都寥寥无几,显得特别安静。供货商说有一个不信邪的卖菜商家——说是不信邪其实也是怕备的货卖不完——从三十到今天一直在摆摊,一家几口轮流守着,只卖出了六七十块钱。
而我们这一场买卖,送货的人和收货的人都没有问价格,也没有称斤两,都说你说了算,你说怎样就怎样,更没有约定一个结账、付款的时间。言下之意就是,等疫情过去了,大家都可以开始赚钱了,一切都好说。
处理完了这些备货,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终于可以安心地在家里呆上一两天了,明后天再去巡店看看,然后慢慢想疫情过去如何把生意做起来。随即,他又给近10个人打了电话,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人事专员、仓库主管、水电工,以及下面3个店的店长和主管。
不同的职位,他说话的方式方法,语音语气各不相同,吩咐的内容也不一样,最后归根结底都是,“安心地在家里好好休息着,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回家一定要洗手、洗脸、换衣服,穿出去的衣服要拿到阳台上挂着吹风。”
那位给我打电话说他备了70多万货物的朋友,这天也发了一个朋友圈视频,说他在店子门口摆摊售卖年货。我问他真的吗,他说这时候哪还有心情开玩笑啊,能吐出去一点是一点。
我又问他,又像是问自己,“对今年有信心吗?”
朋友发过来一个大哭和一个大笑的表情,说,“最好的打算是上半年不赚钱,最坏的打算是今年一年都不亏钱”。
那几天,在我的餐饮界的朋友们,都在朋友圈里转发万达广场将减免其商户自1月24日至2月25日将近一个月租金的消息,说“希望我的房东也看到,说不定也会给我免租”。我也希望我的3个房东都能看到。



5


盘算着员工工资、水电费、房租物业费,还有备货积压的资金变不出现金来,我的心里总是不安。晚上,老妈的电话来了,先是问我在做什么,今天出去没有,孩子们都好吗。我也问她在做什么,今天出去没有,老爸还好吗。这几天的电话内容都是这样。
不等我例行公事的问话结束,老妈就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姨妈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表哥今天早上“因为这个病”不在了。
我“啊”了半天,老妈说是二舅刚才打电话跟她说的,说二表哥从腊月三十那天开始就发高烧,一直退不下来,到医院去看,医生给开了一些消炎退烧的药,让他一边到社区诊所输液治疗,一边等床位。等到了正月初六的早上8点呼吸衰竭,在家里去世了。
姨妈是老妈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汉口,二舅是老妈同父同母的弟弟,住在汉阳,都在武汉的中心城区,姨妈有4个儿子,小时候我经常去姨妈家玩,去姨妈家叫做“上汉口”。
记忆中二表哥长得瘦瘦小小的,人又特别木讷老实。大表哥那时在工作,三表哥和四表哥是一对双胞胎,常常捂着各自脸上长在不同位置的胎记,来逗我区分他们谁大谁小,让我急得直哭,只有好脾气的二表哥有耐心牵着五六岁的我,去六渡桥那里去买冰棍或者豆腐脑吃。二表哥40多岁才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二婚老婆,女人贤良、孩子听话,生活还算过得安稳幸福。
在没有听到老妈这个电话之前,看到各种关于疫情的实时播报,我还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只需要躲在家里就行。然而,当听到这个曾给过我温暖记忆、与我有着共同血缘的二表哥也因这场疫情离世后,我愈发震惊与悲恸。而这还是一场不能与亲人有任何告别仪式的离开,他该有多么孤独。
我想到姨妈,老人家今年85了,兄弟姐妹外甥侄子一共四五十人,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她身边安慰她。
眼下,平安就是福,赚不赚钱,现在真的不值一提了。


2月1日,武汉封城的第10天了。
官方消息说,今年湖北省的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13号。也就是说,可能武汉市恢复公共交通、很多行业得以重新启动都得等到这个时间了。
微信上联系到李哥。他说,自己不想再做老板了,那被封在华南市场里面的200万备货,余生只能安心的给亲戚打工,慢慢还欠款了;而张哥,那几万块钱的损失,还不足以让他失去对生意的信心。像我们一样,他还期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按原计划,我们有着9个股东的新店,2月3号就要开始动工继续装修。所有的股东朋友,都是这么多年一起历经岁月沉淀、留下来能够在一起养老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才有了我们继续开新店的信心。
新店原计划是4月5号开业。曾经我们期待着,那时春暖花开,一切都是初萌新生。因为这一场疫情,时间可能会再延续。
先生说,“也行啊,正是春天的末尾,一样是春光灿烂,3个老店的生意那时肯定已经回归正常了,等我们度过2个新店开业时候的紧张,慢慢地平稳运转,夏天旺季也就到了,紧接着国庆节也来了,再接着明年的春节又来了……”



后记


人间的每一场际遇总会有它的煎熬,也会有它的诗意。
朋友圈里,一位诗人朋友晒出她的朋友用手机抓拍的一对恋人戴着口罩,在空无一人的街角拥抱的瞬间。年轻人黑的头发与抵挡病毒的白的口罩,交相辉映,充满了悲壮却又惊艳的诗意。
这情形,让我想起大年三十晚上7点多钟,那个开车给我女儿送生日礼物的男生。礼物虽轻,还不足以点燃女儿眼里惊喜的光芒,但是我多么希望,被网民调侃说今天见面必定是生死之交的说法,能够预示女儿一生的幸福。即便不能够,也会让她在关于这一场灾难的记忆中,有一道不灭的温柔的光,足够她一辈子回忆这段美好。
2月4号立春了。家里露台上,山茶花正盛开,冬菊亦未凋零,使得这人间,显出生机勃勃的样子,仿佛繁花盛开的时光,一直都在。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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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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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离开家时,我才真切感受到了恐惧丨人间

 马福全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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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秋天,为了筹备婚礼同时处理伯父的丧事,普希金去了父亲的庄园波尔金诺村。

他原打算在那里待3个星期,没想到赶上当地闹瘟疫,交通封锁。于是,他在村里一住就是3个月,无事可做的他投身创作,完成了27首抒情诗、6部中篇小说、4部诗体小悲剧、3章诗体长篇小说。

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波尔金诺之秋”。



配图 | 作者供图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7



1


晚上,我脱了衣服正准备睡觉,刘旭发来一条信息:“你和你媳妇都量下体温。”
早上我刚和他说好,明天搭他的顺风车去省会郑州,然后从那里乘坐高铁回北京。要是在平时,他这么说,我可能会骂他一顿,但这次,我麻溜儿披上外套,跑到客厅找温度计。妻子也没有异议,接过温度计时,还建议我把结果拍照发给刘旭。
我们两个人一个36.3℃,一个36.4℃,体温都比平时要低,以至于发照片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像在撒谎一样。棱形的温度计在手里转了好几次,才显示出水银汞柱来。刘旭看到照片,回了个尴尬的表情:“可能是天气冷,温度低。”
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这个时候回北京,态度最坚决的是我爸和弟弟。每天的饭桌上,他俩基本上承包了所有关于周边地区疫情的新闻。我爸平时说话脸上就带着情感起伏,认真起来绝对可以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今天吃饭时,他提到隔壁乡一个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确认感染,又说这个大学生回乡时乘坐了大巴。说话的时候,他眉头紧锁,嗓音急迫,像坐在家里的煤气灶上。我把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念给他,他根本不信,“肯定不止这些”。
我三姑家的表弟在武汉卖烟酒,在家族群里说春节不打算回来了。腊月二十九时,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问他们:武汉那里怎么样,超市还能买到菜吗?表弟媳妇说,他们的烟酒店关了门,路上没人,但超市开着,不过,排骨涨价到了50块钱一斤,高速也封了,不让出也不让进。


到了正月初一,弟弟发起群视频聊天拜年,发现表弟一家竟然穿越封锁、从武汉偷偷回来了。我爸一听,赶忙给三姑打电话:“明天别让亚川(表弟的名字)他们来走亲戚,你们也别来了,都关上门在家里待着吧!”打完电话,在院子里踱了两圈,他又给大姑打了一个,让她注意点,别让三姑一家上门。
“就咱爸管得宽!”弟妹抱着小侄子,在沙发上说他。我爸梗着脖子不买账,坚持说这是为大家好。
我爸看似防范意识最强,但每天吃完饭,他就背着手去村里遛弯儿。除了各家屋里电视的声音,整个村子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叔叔伯伯站在平时扎堆的空地上闲聊,相互递烟。聊的无非还是疫情——哪个村又有从武汉回来的,各地疫情有什么新进展,这个病和当年“非典”的区别……有戴了口罩出门的,没等说上两句,嫌说话不方便,很自然地把口罩扒到下巴的位置,伸着头迎接飞溅的唾液。
话题绕了一圈,最让叔伯们关注的,是这几天附近几个村子的婚宴。伴随着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的返乡潮,现在春节时各村的婚礼格外多。他们都在感慨:西京哥年三十给儿子办婚礼“太及时”,“圆满了”。因为,“看完春节联欢晚会,气氛整个都不一样了”。
村口的路上在除夕前就挖了个大坑,土堆堵住了整条路,上面扯了红色的条幅:强防护不恐慌,信科学不信谣。如今,村口通往外面的三个路口也都被封掉,去镇上买菜要推自行车才能通过。每天村里的喇叭吆喝着不准串亲戚、不准聚众,这个时候娶亲出嫁,无疑是个挑战。
婚丧嫁娶是农村生活里至关重要的大事。按我们这里的规矩,谁家孩子结婚,婚礼这天,所有的亲戚都要从各地赶过来,吃上一顿“十个碟子八个碗”的“大桌”,看着新人拜了天地,这桩婚事才算真正作数。选结婚的日子,必须慎重,一般是家中的男主人带上两盒好烟和新人的生辰八字,专程向当地的风水先生求问。这个过程叫“查好儿”,一旦“好儿”(良辰吉日)确定下来、通知了各地的亲友,再改动日子就成了大忌,是不吉利的象征。
住在我家后面的长生大爷家,原本计划初六要送孙女小璐出嫁,最近几天都在为这个事情焦心。他眨巴着已经半瞎的一对眼睛说,他过两天就找村西头的小坤开他的挖掘机,把村头的路给填平,让迎娶的车开到村子里来。叔伯们听着他的计划,默默吸着烟,没人接话——我之前听我爸说,他表弟家的儿子结婚,原本也安排在正月初六,现在已经打电话说取消了。“万一弄出来个发热感冒的,搞得客人们都传染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或许是本地对疫情防控抓得早,亲戚朋友都对“聚会”避之不及。几个高中同学原本想在三十中午聚一下,结果在前一天突然就取消了。从上海回来的一个女同学防范意识很强,说每家都有小孩,一旦生了病很麻烦,“等明年咱们一定聚!”我发了“抱拳”以示赞同,放假前大家满涨的重逢的热情和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寡淡地过到初一晚,我突然想起,自己甚至忘了在几个重要的微信群里拜年,也没有给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发消息。朋友圈里从头刷到尾,都是新冠肺炎的新闻。读到一个好友除夕晚上的状态:“在这种时刻,面对这种节目,是一种拷问。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想到头天晚上面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小品自己还在哈哈大笑,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攫住,此后便久久挥之不去。



2


初三那天,手机上忽然跳出一则新闻:安阳籍一名女子从武汉回到家中,父母和姑姑均被她传染上了肺炎,而她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读新闻时,我正在楼上阳台晾晒好几天没有干的衣服,村里的街上静悄悄的,持续数日的阴天,像在营造刑场的氛围。我扒着晾衣架,忍不住想:这名回乡的女子心里会好受吗?
家族群里还在热热闹闹地发送着疫情消息,只有表弟一家从武汉回来后,像从生活中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说话。
晚上,我爸再次因为我们要回北京的决定而生气。他不好意思直接责问我妻子,饭后在客厅里,连连质问我“还要不要命”。
弟弟则在一旁病恹恹地坐着,手里托着口杯准备吃药。自从去年做了切除甲状腺瘤的手术,他变得异常敏感多疑,有些风吹草动就喜欢联想,偏偏这几天他又染上了感冒,胸闷干咳。这让他异常憔悴,心情低落,脾气也格外大。吃饭的时候他特意避开我们,匆匆扒完饭,就去厨房里刷自己的碗筷,然后摆到很远的位置。前天下午,我和妻子小声嘀咕,胸口突然有些疼,该不会是肺炎吧?他勃然大怒:“中了,别说了!”说完,转身上了楼。
我望了一眼爸爸,唯唯诺诺地解释道:“在家里什么我活儿也干不了,回去也是不出门,能把手头的翻译任务做一部分出来。”
弟妹笑了,边给小侄子喂饭边问我:“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工作?”
她在一所私立的建筑公司上班,年前早早放了假,这次疫情让她的工作又无限期后延。待在家里,她和弟弟每天穿着花条纹的棉睡衣,和沙发的花纹相得益彰,十分休闲。
我和妻子平时喜欢看国外电影。这次回家,为了迎合不懂英文的爸妈,同时不委屈自己,我们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挑好的国产电影看,弟弟陪我将这几年的“金鸡百花”获奖影片挨个搜罗了一遍。不过,我所憧憬的一家人其乐融融观影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电影播出不一会儿,弟妹就抱着小侄子上楼睡觉,妻子对程式化的剧情提不起精神,而弟弟则拨弄起手机刷抖音。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总想站起来,伸个懒腰。
姐姐的工作单位在合肥传染病医院附近,公司发了延期上班的通知。每天没事可做,她便给我们打视频电话,问我们在做什么,嘱咐我爸不要外出。一天四五次视频聊天,把家里人的耐心也聊没了。有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姐姐就问握着手机、眼神上抬的妈妈:“你们在看什么电影呢?”妈妈也不说话,把手机反过去,摄像头对着电视屏幕给她直播。
我们单位的群里也有人问是否会推迟上班,但办公室的人没有回应。同研究室的老师前两天发了张截屏图片到群里,说人大附中春节前,高三年级开了个上千人的家长会,有个家长当时已感染病毒,第二天就入院治疗,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团不安定的因素,像一滴墨汁滴到水里正向四处扩散。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感觉时不时袭上心头,就像小时候走夜路去厕所,总觉得那些猩红皮肤的蛇、毛茸茸的老鼠都躲在看不见的地方窥伺着我。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光滑的墙壁,找不到那双眼睛在哪里。


研究室里另外一个老师向来活泼开朗,他在群里发了个“笑哭”的表情:“我们遇上了‘波尔金诺之春’”。
这个冷笑话,或许只有我们这帮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人才懂:1830年秋天,为了筹备婚礼同时处理伯父的丧事,普希金去了父亲的庄园、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波尔金诺村。他原打算在那里待3个星期,没想到赶上当地闹瘟疫,交通封锁。于是,诗人在波尔金诺村一住就是3个月,无事可做的他投身创作,完成了27首抒情诗、6部中篇小说、4部诗体小悲剧、3章诗体长篇小说。
一场瘟疫促成了文学史上“波尔金诺之秋”的佳话,却没能激起我半点工作的热情。从北京背回来的书还在行李箱里静静地躺着,不知为什么,在河南老家待得再无聊,也不想翻开它们。家里有一台弟弟买的二手跑步机,有两次出于体重焦虑,我站上去跑了几分钟,便气喘吁吁地下来了。网上的段子说,现在微信运动上前三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拉黑了,没事瞎出去溜达,早晚传染上。我闲极无聊,点开了“微信运动”,第一名是我大学时的老师,走了4000多步,和平时的动辄2万多步比起来,差远了。
我爸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说:“不得了了,乡里司道口村同时出现了两名病例,已经被送到人民医院了!”本来就对电影心不在焉的我们立即热烈讨论起肺炎来,屏幕上的剧情变得更加遥远,越发使人无动于衷。
渐渐开始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假期太长,想回去上班,“不关几日,就不会明白,小孩有多喜欢上学,大人有多盼望上班”。一个朋友家对面的小区有了确诊病例,搞得他们全家惶惶不安,5天没有出门,连窗户也不敢打开太久,“感觉整个人发霉了”。
我有时又觉得很哑然:在家里待着有吃有喝,不用上班挤地铁,不用熬夜加班,不就是我们天天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初三的傍晚,我和妻子在房间里实在坐够了,每人戴了3副口罩,走出了家门。小侄子看我俩出去,立刻跟了上来。妻子拉起侄子的手问我:“去哪儿?”我指了指村西头——那里有大片的麦田,还有一座土地庙。
刚走了几步,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回来!不要命了?!”
我回过头,弟弟穿着厚厚的棉睡衣站在门口,右手托着个保温杯,像庙里的托塔李天王,一脸不容侵犯的威严。



3


抢到回北京的票以后,我打电话告诉了岳母。她话音里带着哀怨:“那还用抢?现在不知道有多少退票的呢!”
春节回家时,我和妻子计划得很完美:年前在我家,年后去她家。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告诉岳母,疫情严重,我们退掉了去南阳的车票。她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现在听说我俩要直接回北京,她彻底伤心了——辛辛苦苦炸的丸子、卤的牛肉、包的包子,瞬间没有了意义,全成了她的负担。
论对家庭的关怀,女人确实心更细一些。姐姐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监督我爸,妻子也会时不时挂念南阳那边的父母。这次疫情,南阳和信阳因为靠近湖北,一直是河南的重灾区,官方数据栏里河南省首例死亡病例,也发生在南阳。
妻子给娘家打完电话,又打电话给姨妈。姨妈家有个读小学的表弟,生性好动,每天吃完饭在外面疯跑。电话里,姨妈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承诺,一定做好防护措施,尽量不外出。妻子在这边强调:“不是尽量,是一定不能外出!”姨妈刚说了声“好”,就听小表弟在那边告状:“谁说的,你昨天没有和别人打麻将吗?”
姨妈似乎有些尴尬,告诉我们,儿子是在“报复”她。我和妻子哭笑不得,问:“表弟又去广场上和其他小孩玩了吗?”姨妈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为了不让儿子出门,她费尽了力气,最后不得已使出了绝招:把他的衣服全都藏了起来,锁在了柜子里。
把这些热爱群居生活的人突然分开关在家里,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在春节这样以“团聚”为主题的时间里。我想起初二晚上,我从妻子分享的视频里,第一次听到了“聚堆儿”这个词。视频里,我们省一个村的支书通过大喇叭在喊话,由于村里人不听劝告在外面聚众“喷空儿(闲聊)”,他语气暴躁,喊话里带着浓烈的训斥意味和莫名的亲切感:
“再三强调,叫你在家待着,你就待不住!在你家待着能把你憋死?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不知道厉害……如果明天我再看见你在街上聚堆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这段“硬核”训话被改编成了说唱歌曲,在微博上火了。我和妻子坐在被窝里,接连听了好几遍,笑得喘不过气来。河南省的疫情防控这次似乎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几个外地朋友此大加赞扬,说我们有一个想让人“偷走”的好省长,没人再提以前那些“偷井盖”的段子了。一时间,我突然觉得有些扬眉吐气,但又说不上来具体的光荣在什么地方。


为了避开返程人流,我买的是正月初五的车票。回北京的头天晚上,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来的时候给家人买了些东西,如今箱子里腾出来的空间又被妈妈拎来的大包小包填满。
听网上说有的地方大白菜价格涨到了96元钱一颗,我妈把土豆、胡萝卜、西葫芦都打包塞进了箱子里,晚上弟妹又打着手电筒,去叔叔家门口拔了些菠菜和小青菜。
我还是第一次从家里带这些新鲜蔬菜走,装箱时怕压坏了菜叶,格外小心。妻子叠放着外套,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xx有没有营业。”想来送快递的小哥恐怕也有不少都被“锁”在了全国各地的村子里,应该也穿着睡衣在家里窝着吧?
东西装到一半,我爸又从老房子里又提了一桶香油过来。他现在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还上蹿下跳的“外交家”,天天出门,还几乎从不戴口罩,任我们劝了多少次都不见效果。回来时,就把道听途说的新闻都给我们讲一遍,仿佛是一个舍身忘我的传道人。
他提到小璐的婚礼,说大概是要推迟了,风声这么紧,谁还有胆子出来吃喝。他又说,张堂村今天上午有一家儿子结婚,没有人去“吃大桌”,120桌好酒好菜都晾在自家院子里,白白糟蹋了。
一提到宴会,我又想到,普希金190年前在波尔金诺村滞留时,曾根据英国诗人威尔逊的悲剧《瘟疫城》创作了一部小悲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在这部作品里,他描写了鼠疫肆虐时,人们对生命的几种态度:年轻人在酒席上纵情享受,以狂欢驱散对死亡的恐惧;神父号召会众追随上帝以获得慰藉;而宴会主席则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悲壮愤慨……
这些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同普希金笔下觥筹交错、生死交欢的氛围似乎并没有多少差别。生活在各种舆论中间,我们每天的感受都是复杂多元的:同情、无奈、愤慨、失望、恐惧、焦虑,还掺杂着看热闹时的兴奋、喜悦、侥幸,就像那些在视频上“云监督”火神山医院建院直播的5000多万名网友。
我们似乎直面着生与死,又似乎在虚实难辨地狂欢,等紧张和兴奋过了阈值,又会变成冗长的倦怠、漠然。
收拾完行李,我选了一部天津方言的喜剧电影。客厅里只有我、妻子、妈妈和表弟。表弟算是半个观众,隔一分钟就低头玩手机游戏,妻子在取暖器上反复烤她的袜子,而我妈还没看到一半就开始犯困,像不倒翁一样打盹。
“睡觉!”我突然说。其他人立刻清醒过来,如同得到了赦免令一般,很快地起身,走向了各自的卧室。



4


初五上午11点,刘旭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车子到了村口。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坐立不安地等了1个多小时,我爸两次催我给刘旭打电话,我也隐隐有些担心,这家伙是不是在家里犹豫要不要来接我们,毕竟这是在特殊时期,他的妻子也不认识我们。
我们上车之后,刘旭又折回县城家中,去接他已经怀孕的妻子。路上他看我和妻子都戴着厚厚的口罩,补充了一句:“我的口罩落在包里了。”
车窗外是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的“外面的世界”。街上不见人影,五金店、浴池、寿衣店,全都关着门,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家呆了10天,这是我们第二次见到明晃晃的太阳。
到了刘旭家小区门口,几个戴口罩的人示意车子停下来。刘旭和他们解释了一番,才获准将车子开进去。我下车,帮着提蔬菜和水果,他爸妈跟着儿媳妇下来了,手里提着一大袋子白菜,有十来颗的样子。阿姨信基督教,挥手告别时,叮嘱儿子一定把我们送到车站,末了又加一句:“主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车子上高速之前,我总在担心会被拦。早上吃饭时听我妈说,隔壁的堂弟一家开车回洛阳,因为车牌号是商丘的,要下高速时被交警拦下,只得原路返回。刘旭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我的车牌是豫A,应该没有问题。”
车里的气氛一开始很活跃,我们和他妻子聊了聊家常,开了几句玩笑,后来就沉寂下去。这似乎是近期的常态,疫情让每个人都变得懒洋洋的,谁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与人交谈。
在车里戴着3层口罩,没过多久就感觉呼吸困难,厚厚的羽绒服裹在身上,周围的氧气似乎越来越稀薄,快不够我们4个人呼吸了,但谁也没提出降下车窗透气。
我掏出手机,读到“央视新闻”新发布的消息:“专家称越光滑的地方病毒越容易存活,因此毛料衣服上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较小。”看到这里,我愣住了——昨天晚上看到的好像还是另一种说法。我又点进单位的群聊里,拨到昨天一位老先生发的截图:“朋友女儿医院支援武汉前线医护发回消息:在这非常时期,大人、小孩外出都不要穿带有毛绒或绒线的衣服外套,那样很容易吸附病毒,请广而告之。”
妻子让我不要信这些满天乱飞的谣言,说到每天网上那些教人预防肺炎的小视频,观点互相矛盾,让人莫衷一是。
我百无聊赖地打量着窗外。往年这个时候正是交通拥堵的春运高峰期,现在眼前的路却是一马平川。我和刘旭开玩笑:“高速公路像是你们自家修的一样!”他笑笑,也说从来没有去郑州这么顺畅过。


平时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只用了2个小时就到了。在郑州东站进站口下了车,我们和刘旭道别。
进站口处的安检措施明显比往日严格,乘务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我和妻子拉着箱子往里面走,一瞬间有种走进医院的错觉。将箱子放到传送带上之后,我们要跨过一个安装有体温测量仪的通道,看到妻子穿过通道,我不由地有些慌神。虽然出门之前测量了体温,但还是会忍不住害怕突然体温不正常,被乘务人员拉住。
谢天谢地,没有被拦住。我和妻子抓着扶梯上了候车厅。候车厅里人也不太多,无一例外,全戴着口罩。我们找了个离其他乘客很远的座位,放下了行李。墙上的列车时刻表上显示,现在是下午14时42分,距离我们那趟高铁发车还有4个多小时。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无聊。我想到回京后,上下班坐地铁需要更多的口罩,于是给大姑家的堂弟发了条微信:“你那里还能弄到口罩吗?”
这个堂弟在江阴一家口罩厂做管理工作,以前每年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回各式各样的口罩。我爸妈除了收麦子、给玉米脱粒时会戴口罩,平时也不用,很多都浪费了。
今年腊月二十八,堂弟就回了老家,原本打算初七再返回江阴,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便接到老板的“夺命Call”。武汉的疫情给他们的口罩厂带来巨大商机,原来厂里积压的口罩,不管是合格的还是有瑕疵的,全都被抢购一空。老板许诺发3倍工资,但还是没能召回多少员工,堂弟只好把老婆孩子送到老家,第二天便连夜开车回去了。
消息发过去一会儿,他回复我一条语音信息,语速有些快,背景是轰隆隆的机器声:“现在有点紧张。正忙着部队的一个订单,估计出厂价一只要卖到1.5元了。”
我把价格讲给妻子,她有些不能相信,说,“应该是一包1块5”。我们除夕那天在药店逛时,10只装的口罩才卖3元钱,出厂价应该是一包1元左右。我又确认了下,表弟说没错,是一只的价格。
“你们公司要发了。”我说。
“活儿干不完,也急着呢。”他匆匆回完信息,又忙起来了。
尽管候车厅里人不多,我们也没敢摘掉口罩吃东西。又枯坐了一会儿,一看手机,才过去15分钟。我突然想,何必在这里傻等,增加感染的几率,可以改签车票呀!于是匆匆改了一趟昆明发往北京西的高铁,16:09分从郑州发车。
改签之后,我发了个截图到家里的群聊。没过多大会儿,姐姐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你赶紧看看,能不能再改回去?这趟车是从武汉过来的!”
姐夫和弟弟也在群里给我留了言,我两只耳朵立刻鸣叫起来,妻子也不知所措,缓缓地说:“没事儿吧?进站不是要测量体温吗?”
距离发车还有18分钟,手机上没办法退票。我一路飞奔,寻找退票窗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跑到出口处,我问了一个执勤人员“退票口在哪里”,他睁眼望着我,先是退后了两步,才伸手给我指了指右边。
一个40来岁的女人坐在退票窗口里面,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没等我讲完,她就打断了我:“你已经在网上改签过一次,马上发车,没办法再退了。”
我急了,慌慌张张给她解释:“这个404,不是从武汉那边发过来的吗……”
“那边早都封站了。”她用河南话说。
我这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慌成这样,真的有些“草木皆兵”——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生物体,原来有这么强的求生欲望。
离发车还有12分钟,我顾不上喘息,又跑着去找妻子。戴着口罩、穿着笨重的我跑起来有些费劲,候车大厅的地面特别光滑,映照出我趔趄不稳的身影。
每经过一处,都有候车的人抬起头打量我,他们下意识地将身体往后退了退,以躲开我带来的那阵风,然后又伸出手,将口罩上方的鼻夹捏了捏。



后记


回北京后,我和妻子开始了真正“足不出户”的生活。从家里带的食材足够吃一段时间,只有桶装纯净水需要在网上订。
初七那天,我们总算等到了送水公司营业,老板让我把桶放到门口,避免送水工和我们接触。接连几天见不到外人,我们都有些躁动,妻子经常站在窗口往外看,偶尔喊我:“有个遛狗的大爷出来了,没戴口罩!”话音激动,好像很久没有见到活人。
为了监督家人,我每天往家中打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县已经确诊了7例感染者,管控的力度加大了,我爸却还抱着侥幸心理,每天找理由往外溜。弟弟感冒刚好,就被公司喊去发货,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每天下班了也不回家,晚上住在公司的仓库里。
小璐的婚礼最终还是办了,只是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冷清。听弟弟说,出嫁那天上午,因为村子封路,迎亲的车队停在了村口马路上。小璐穿着婚纱,跳过了村头的土堆,没有嫁妆也没有送亲,一个人坐上了新郎家的车子。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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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福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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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9 08:19 PM |显示全部楼层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工大吉丨人间

 林远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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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聘启事“工资”这一栏里,谢志强有点发愁。想来想去,先写了“月薪2500,不包食宿”,之后觉得不妥,又改成“月薪1800,包食宿”,还是觉得不妥,最后狠了狠心,改成“月薪2000,年龄不限,包住宿两餐”。



配图 | Sipa图片社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8



1


2020年1月30日晚上10点,妻子刘云给谢志强转发了一条新闻。光看标题,谢志强心里就忍不住激动——那是一条有关“中小企业疫情期间停工时减免房租”的消息,也是时下谢志强最关心的事情。
抱着手机,谢志强一字一句读完,却泄了气。因为按照新闻里说的,能够减免租金的大多是“公家单位名下的房产”,除此以外,新闻中也明确指出,“政府理论上无权强制私人房东减免租户租金”。而他所租用的门面房正属于后者。
“白搭,这个和我的情况不一样”。


2年前,34岁的谢志强在省城东边斥资60多万,开了一家营业面积200平米的火锅店。火锅店临街,月租金2.2万,除了他和妻子刘云外,还另外雇了14名员工,8男6女,其中10人来自外地。谢志强在火锅店附近的居民区内租了2套60平米的商品房作为外地员工宿舍,每月租金1800元。
春节前,按照合同约定,谢志强先缴了第一季度的商铺租金和员工宿舍租金8万余元,又花了4万多购进了一大批春节期间需要的食材、原料和餐饮设备。本打算与往年一样,在正月初三开始营业,可先是接到街道上延后开业的通知,又有好几位外地员工打电话找他请假,说各地都在“封路”和“限行”,自己恐怕近期都无法返回,希望老板理解。
谢志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火锅店不能开业,但水电费还要继续缴,因为节前屯下的一些冻品还在后厨放着。从除夕到正月初七,他每天下午都要和妻子戴上口罩到店里看看。一来出门散心,二来也不放心店里的电气安全,三来得天天盯着点周边其他店铺有没有开业的迹象——可惜接连好几天,整个街道上只有一家药店开门营业。这在往年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
按照风俗,本地正月初三之后,各种聚会都会开始集中出现,除了传统的同学聚会、战友聚会、朋友叙旧外,附近餐饮场所还因靠近省城著名的“相亲角”,总会吸引很多前来相亲的男女用餐。但如今,整个街区都关了,进出道口需要登记,“相亲角”则成了居民的停车场。
前一天下午,谢志强夫妇遇上同在一条街开川菜馆的徐正道,聊起开业的事情,徐正道也是一脸愁容,说自己店里的主厨腊月二十九返乡时坐了一辆载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人的列车,目前尚处于居家隔离状态,何时能开业还不好说。
谢志强觉得,自己比徐正道幸运多了,毕竟店里的员工还没有谁与这肺炎“有关系”,只要疫情状况稍好,火锅店随时可以开张大吉。
但等晚上看到手机里的新闻后,谢志强一下感觉,还是徐正道的运气好——
徐正道租的临街房产权归属于区物资局,按照新闻上的说法,区物资局作为公家单位很有可能减免徐正道的房租,那将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自己当初却嫌弃物资局名下临街房面积和位置都不太好,承租的是隔壁私人房东的门面房。
谢志强很想给房东打电话问,但又很犹豫。一来不好开口,二来觉得房东肯定不会跟自己谈这个事,但妻子却一直在旁边催个不停。
谢志强很是头疼,说钱都已经交了,现在打电话能有什么用?难道房东会把之前交的房租送回来吗?刘云就劝丈夫往以后想一想,打电话的目的不是“把房租要回来”,而是提前跟房东讲一下自己的困难,看下个季度的房租能否宽限一些时日。


这两年,谢志强的生意一直做得还算顺利,去掉各种成本,每月也能盈利万把块钱。
行业里有个说法,餐饮业新开店前两年能做到收支平衡,便是成功了。谢志强之前也没打算一上来就赚钱,只要不亏就行。开店之初投入的60多万成本大部分都是夫妻俩借来的,其中既有亲戚朋友的钱,也有一些利息颇高的民间贷款。如今,陆陆续续还了5分之2——每月赚的钱除维持基本经营和一家三口的生活外,大部分都用来还钱了。
妻子提醒谢志强,店里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多了,其中还包括员工待发的工资,如果火锅店短时间内不能开业,下个季度房租肯定交不上,“与其到时与房东争执,不如提前将情况告诉他,即便不能减免房租,也让彼此各自心里有数,以免到时突然提出搞得双方都不愉快”。
谢志强沉默一会儿,问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妻子说现在卡里的钱也不过5万多块,其中一部分要用于偿还2月的民间借款,手头剩下能用的不过两三万。
“你得想啊,年前咱进的那些食材放到年后开业还有多少能用?这情景年后各种商品肯定要涨价,再进新的食材要花更多的钱。另外,年关这一闹,年后即便开始营业,会有多少客人来吃饭?”
听到这里,谢志强的头更疼了。
自己原本打算撑过刚开店的两年,等欠款还完了,客户稳定了,一切就好了。疫情刚刚发生时,他还在微信群里跟朋友打趣说,“在武汉开店的人可倒了霉了”,没想到仅仅几天工夫,就落到了自己头上。
谢志强翻出房东的手机号码,眼睛盯着,脑袋里全是怎么和房东开口。想了半天,又重新把手机塞进口袋里,对妻子说,既然是求人帮忙,与其在电话里讲,不如把家里年前准备送礼的酒拿上两瓶,直接去房东家吧,登门拜访也显得自己更真诚一些。
但妻子立刻否决了他的建议,“你还是打电话说吧,现在小区外面贴的全是‘不拜年、不走亲、不访友’的大红条幅,这关口你去人家里,人家不把你打出来才怪……”



2


和谢志强同样不安的,还有在火锅店以北半公里左右的高架桥下等活的短工陈德河。
56岁的陈德河家住在省城远郊,10年前便开始在高架桥下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打短工,最初干装修,接一些周边农村自建房的抹灰、粉刷之类的活计,自带工具每天100元。后来越干越杂,铺地板、仓库搬运、栏杆喷漆、疏通下水道,甚至连建筑工地挖坑搬砖的活也会接。
有时遇到合适的,也会把妻子喊来,在家也是闲着,出工1天两个人加起来能有一百七八的收入,近两年工价涨了,有时一天可以赚两三百。
陈德河的大儿子在省城打工,小儿子还在读大学,女儿嫁去苏州,今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家里的收入来源只有两处,一是老家有7亩农田包给了省城一家绿化公司,每年有1万多块钱的租金,全部交给小儿子当作学费和生活开支;二是他和妻子在外打短工的收入,一年大概三四万,用作一家人的日常花销。大儿子参加工作后“自给自足”,不跟家里要钱但也不给家里贴补,女儿结婚后每月给家里转2000块,怀孕之后陈德河夫妇便不再要女儿的钱了。
一年5万在陈德河看来“还算凑合”,只是令他有些着急的是,大儿子已年近30了,有一个谈了3年的女朋友,也是外地人。两人已经相互见过家长,女方家里要求陈德河大儿子在省城买套房子,陈德河算了一下,哪怕付首付,自己也要拿出至少40万来,不出意外的话,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需要陈德河来掏。
往年,每到年初六,陈德河便会等在高架桥下。老家有个说法,叫“三、六、九,往外走”,初三亲戚还没走完,初九又稍显迟了,陈德河喜欢初六出门。和周边其他村镇前来等活的人一起聚在高架桥下,相熟的人先是拜个年,打支烟聊一下过年见闻,再一同等待雇主。
过年期间的工价相对高一点,毕竟还没出正月,短工们有理由向雇主讨个“彩头”。陈德河一直念念不忘3年前,大年初五被一栋别墅业主拉去给院子铺了花砖,夫妻俩忙活了一整天,在原本商定的300元工价基础上,临走时雇主又塞给他200块钱,说是“路费”,着实让夫妻俩高兴了一番。
今年初六,陈德河被家里的事情耽搁了,等不到初九的“彩头”,他决定初七一早就背上军绿色的工具包出门。


走到村口,陈德河在“劝返点”遇到正在值班的同村村民李贵义,李贵义黑色羽绒服外面套了一件写有“社区检查”字样的红马甲,问陈德河“干啥去”。
陈德河拍了拍工具包,说“上工去”,李贵义劝他别去了,这关口哪有人肯雇工干活?况且村委会下了通知,疫情期间本村村民没有特殊事情禁止出村。陈德河前两天也在村里的喇叭上听了,可还是从兜里掏出一包玉溪()递给李贵义,让他“通融一下”。
李贵义指了指村口电杆上的监控,说村委会干部在里面“看着呢”,通融不得。陈德河跟他讲了半天都说不通,索性要回了玉溪,气呼呼地转身往回走。
走出好远,还听着李贵义在后面冲他喊,“别偷跑出去,村干部会去家里检查……”



3


陈德河没回家,绕小路出了村,一边走还一边埋怨李贵义“死脑筋”。
李贵义和陈德河一起长大,半辈子都待在村里,和老婆在村口省道边开了一家小超市,这个年过得也不消停。村里人都知道,他节前备了6万多块钱的货,准备过年卖给村子里走亲戚的,没想到疫情突然袭来,村委会把“禁止走亲访友”的条幅挂得满街都是,只要有人进出便如临大敌,别说走亲戚了,一些开外地牌照车辆回家的本村人,都被“劝返点”劝回了。
人不进出,货自然卖不出去,李贵义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货在后院堆积如山,酒水饮料还好,保质期长,要命的是那批水果和土鸡蛋。两口子只好一天吃一个西瓜,愁得整晚睡不着。
村里照顾李贵义,让他来“劝返点”当志愿者,每天给他200块,如果晚上也愿来的话,给300。还另外从他店里买了些矿泉水、桶装面跟火腿肠,一方面供给“劝返点”,另一方面也算是帮他缓解一部分压力。


走到公交站,陈德河搭上一班进城公交,车上只有他一个。
陈德河平时不上网,手机也是实体按键的“老人机”,对于此次疫情信息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发生在武汉,挺严重的,现在全国都在防”。
他也听说了,本省发现的感染案例并不多,本市也只有区区一两例,临走时妻子给了他两个口罩,他就一直放在兜里,还是上车后司机提醒他戴上,才又从兜里翻了出来。
上午9点,陈德河来到高架桥下,吃惊地发现,原本能够容纳近千人的“劳务市场”里,一个人都没有。
不但没有人,闪着警灯的警车和贴有“城管执法”标志的车子还不时经过,不远处站着两个穿红马甲、戴口罩的工作人员,看到陈德河走近,立刻向他走了过来。
陈德河一下想起李贵义身上穿的红马甲,自觉情形不妙,担心自己被“抓”回村,赶紧转身离开,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发现“红马甲”并没有跟上来,他才放下心来。
沿着高架桥引桥走了很远,陈德河很是懊悔,早知道“劳务市场”不开了,自己就不费劲过来。眼下来都来了,再坐车回去,平白损失了往返车费。
他想起之前打短工认识的一个朋友刘阔,那家伙老婆有病需要钱,以前天天出来找活干。在陈德河看来,刘阔这个人“年轻、脑子灵、路子也多”,也许他有办法。打电话过去,刘阔果然也出来了,不过不在“劳务市场”,而在距离劳务市场1公里远的一处商场门前。
见到刘阔时,他正与一个同样打扮的工友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面前立着一块写着“刷墙、瓦工、刮腻子”的纸牌。刘阔说自己年初五就出来了,一直也没找到活干。
“有个人要刷房子,年前就联系了,说好初七上工,结果昨天打电话说不做了,等以后再说……”
“城北那个工地的老张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工人都没回来,工地也暂时不开了,不用我了,让我在家‘歇两天’……”
“昨天有个叫‘疏通下水道’的,都谈好了价钱,结果走到小区门口被门卫拦了下来,说是外人禁止入内,业主为这个差点跟门卫打起来,但最后还是没能进去,买卖也就黄了……”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着,但谁也想不出哪里还能找到活干。刘阔说他本以为今年开年之后外地务工人员进城受阻,市面上的短工少,自己可以适当提高一下工价,没想到现在务工的人少,招工的更少,自己等了3天,一个活都没有接到。
“老陈你是不急,你赚的是零花钱,有没有都无所谓,可我是等着钱给老婆看病,再这样下去,我又得去借钱……”



4


2020年2月1日,正月初八,谢志强这一天也算喜忧参半——喜的是员工宿舍的房东接到电话后,给他免去了一个月的房租,另外还同意把他第二季度的剩余房租合并到第三季度一起交;忧的是门面房的房东婉拒了他的请求,无论减免还是延期,房东一概不同意。
谢志强算了一下,员工宿舍那边大概可以省下4000块左右,但对于他的资金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妻子怨恨起门面房东不尽人情,抱怨了几句,但谢志强说对方也是没得办法,“他现在的处境比我还难”。
门面房的房东姓高,在市里也有一家集餐饮和住宿为一体的中型酒店,租了一栋3层楼,雇了40多位员工。电话里,高哥跟谢志强说,自己眼下也急等钱用,去年11月刚斥巨资装修了酒店,整个账面上都是亏空的,本想借过年期间赚点钱回本,没想到转眼遇到了这种情况,“年前光是各种公司年会、年夜饭就退掉20来桌,年后的损失还没有计算——不是算不出来,实在是不敢算啊!”
高哥说,如果正月十五酒店还不能开业,自己恐怕就得去借高利贷维持了,这关口找他说啥都行,就是不要谈房租的事。
谢志强沉默半晌,没再说了。高哥之前对自己也挺照顾,同一条街上的其他门面房租至少都是半年一交,但高哥从一开始就同意自己3个月交一次,已是给自己行了很大方便了,这关口自己再要求减租,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但问题还在眼前摆着,既然高哥那边帮不上忙,谢志强只能自己想办法。
可除了借钱,还能怎么办呢?以前开店时借的钱还没有还完,眼下又能找谁开口、能借多少呢?
谢志强先从心里琢磨了几个靠谱的朋友,想好了怎么开口,但电话打过去说了半天,一个个都表示无能为力。
“等过段时间疫情过去了咱一起喝个酒,说道说道。我这个年也过得很难,包了两台大巴车想去景区接送客人,结果一来景区全关了,一分钱赚不到不说,还得按天给车主交租金,给司机付工资,现在结果别说借钱出去了,再这样下去,我连房子都准备拿出去抵押了……”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向谢志强抱怨道。
谢志强无奈,只好又打电话找老家亲戚求助。但亲戚们大多表示刚过完年,手头没太多余钱,如果真着急的话,三五千块可以,多了确实拿不出——这种说法在谢志强看来便是委婉的拒绝。他觉得自己还没到找亲戚们“众筹”的地步。
最后,妻子让他去问问表哥。表哥平时炒股,手里颇宽裕,但两家之前没有太多交集,只是逢年过节见面打个招呼。但这会儿,谢志强也顾不得太多了,电话直接打到刘云表哥那里。
谢志强开门见山,说想问他借5万应个急,表哥却说自己也很为难,如果放在平时这点钱不是问题,但现在不行,一来股市还处于春节休市期内,自己拿不出钱来;二来开市之后,看兆头自己的股票可能要大跌,到时还说不好是平仓还是补仓。
不过表哥后来又说,如果股市开市后自己选择平仓的话,可以拿钱给谢志强应个急,但也就只能给他用几个月——表哥言之凿凿,按照“非典”那年的行情来看,大盘大概会动荡几个月,然后就会反弹,他肯定要抓那个反弹节点,到时不能没有钱。
虽然只是“如果”,谢志强还是在电话里对表哥千恩万谢。


另一边,陈德河还是回家了。
村里的情况没有李贵义说得那么严重,“劝返点”也并不是拒绝所有村民进出,只要做好登记,测一下体温,不发烧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村干部找了陈德河,并不是追究他“擅自”出村的责任,而是批评他不该绕过村里的“劝返点”,从小路离开——这是“对全村人、乃至对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不负责任”。陈德河嘴上一再道歉,心里却不断咒骂李贵义——肯定是被李贵义举报了。
陈德河决定还是得每天去城里看看,虽然“劳务市场”不开放,也没有人雇他干活,来回车费还得倒贴,但他喜欢跟刘阔待在一起,可能也想多受受年轻人积极乐观的影响。
可刘阔这几天却越发低落了,按照计划,正月初八他该去一家单位粉刷围墙,正月初十去一家农村自建房刮腻子,元宵节过后去一处建筑工地当“壮工”,但眼下初八的活已过了期,当初的联系人告诉他,“单位围墙可能暂时不弄了,你等通知吧”;正月初十的农村自建房主人一直不接电话,刘阔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而那处建筑工地的负责人老张则直接通知他,“工人回不来,你先在家歇两天”。
刘阔刚开始还总向陈德河抱怨,说现在只要给钱他什么都愿意干,之后两天就变得越发沉默了,坐在等活的地方一言不发,一坐便是一整个上午或下午。
陈德河有些不安起来——他心里隐隐发觉刘阔“不太正常”,也担心他开口向自己借钱——于是,初九下午,他找了个借口和刘阔分别,独自一人去街上溜达,把那块写有“刷墙、铺地板、开水沟、疏通下水道”的牌子从工具包里拿出来抱在怀里。
陈德河的运气不错,溜达到一个小区门口时被人叫住,问会不会“疏通下水道”,陈德河指指怀里的牌子,说自己很专业,对方马上让他跟着进小区。
叫住陈德河的人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经过一番繁琐的问询、登记、体温检查,陈德河才得知,3号居民楼前的下水管道堵了。
陈德河满心感慨,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以往很少能够接到这样的活。因为小区物业都有自己的工人,这种活很少出去找人干。但这个小区的物业工人恰好过年回了老家,而自己又恰好溜达到小区门口。
其实陈德河并不真的精通疏通下水道,以往接到的活也多是疏通居民家中被废纸、异物阻塞的马桶,带上工具就能干,只是费点时间,却没有什么技术要求。这种小区的公共管道,他完全没干过。当然,他也不会放弃这次难得的赚钱机会,毕竟是开年之后的第一单“生意”。
陈德河装模作样看了半天,说能干。物业经理问他多少钱,以往这种活在市面上都是“800包工”,但陈德河给物业经理开了“200一天”的价格,物业经理虽然不太高兴,但可能眼下确实不想再跑去街上找人,还是答应了他,但同时嘱咐他“尽快完工”。
双方约好第二天开始施工,走出小区,陈德河打算叫刘阔一起来干,因为涉及到挖沟,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干不了。但陈德河给刘阔打了三遍电话,对方却一直没有接。



5


2020年2月3日一早,谢志强在手机上下载了股票软件,开市第一天,他想看一眼大盘,“作为一个从不炒股的人,我也跟大部分股民一样紧张了”。
上午9点开始,A股大盘一泻千里,随便点开几只泛绿的股票,评论区里哀鸿遍野。谢志强很想问一下刘云表哥具体买了哪些股票,但又觉得这话实在不好开口,毕竟对方知道自己平时并不炒股,这关口他紧盯别人的股票,目的性太强。
谢志强也承认自己有些“不地道”,他希望表哥的股票下跌,这样表哥就可以兑现之前的借钱承诺了,但他又不希望跌得太多,表哥那边损失太大,自己就更难开口了。
新闻上说本地单位恢复上班的时间暂定于2月9日,谢志强决定也把这个时间作为自己的开业时间。他算了一下,满打满算还有5天。
下午3点钟,谢志强和妻子照例又去火锅店附近散步,路上依旧没有人,谢志强去后厨看了眼食材,几乎全放坏了。几天前,妻子从新闻上看到有些酒店将年前购进的蔬菜拿出来卖掉,就和谢志强商量,自家能不能也这样做,至少减少一些损失。谢志强没同意,他说周边饭店都是年前采购的食材,现在也没有一家出来卖菜的,自己不想开这个头,再等等。
20多天过去了,谢志强清理了冷柜,顺手扔掉一些已经开始变质的,又把一些还能吃的装进袋子拿回了家。又盘算起哪些物品开业后还能用,哪些则必须要丢掉。最后算出结果是,开业后单是重新购置食材,就要花大概4万多块——这个数字谢志强勉强可以接受,只要表哥那边的5万块钱能够到账,火锅店便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傍晚,谢志强在火锅店微信群里发消息了解员工在家状况,顺便问一下9号哪些人能来上班。多数外地员工表示可以,只有勤杂工老王私信谢志强说,自己正在老家一个单位当门卫,年后不回去了。
老王说那家单位以前的门卫家在外省,年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单位着急用人,在那做保洁的邻居把他介绍去了,一个月2500块钱,跟在火锅店干勤杂工收入差不多,但是离家近。谢志强无奈,只好同意了,随即开始思考,老王走了,得赶紧找人顶上。
2月9号火锅店究竟能不能开得起来,谢志强说眼下自己心里还没有底。而且即便开起来,之后的生意怎样他也说不好。“能撑多久,还是得看这段时间能借到多少钱。”


这天下午4点,陈德河被物业经理骂了一顿。因为他把下水管道挖开后,才发现在自己根本干不了这活。
陈德河望着自己费了一天功夫挖出的那条1米深、3米长的沟,有些绝望。总管已经露出来了,但没有阀门,也没见到管道接口,陈德河说自己既没有工具,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他给刘阔打电话,想让刘阔过来帮忙,刘阔听陈德河描述完现场情况,说自己也帮不上忙,明显是物业经理贪便宜才雇他的,按说这种活需要先联系化粪车来抽干污水才能施工,而且工作量根本不是“200元一天”能够干好的。
陈德河问刘阔认不认识“专业干这活的”,兴许自己可以把活转让出去,至少也能跟着专业施工队干几天,赚个饭钱,刘阔让陈德河先等等,过了一会儿,回复说,自己认识的那帮人还在外地老家过年没回来,这活儿没法干。
最后,刘阔劝陈德河“聪明点”,“看情况不对赶紧溜吧,不然还得费劲把坑填了,把地面恢复原状,搞不好小区还得罚他钱”。
陈德河却没有跑,说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得负责,于是又把物业经理叫来,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
物业经理闻讯而至,先把陈德河臭骂了一顿,又让他不要动了,东西就这么摆着,人走就行。陈德河没动身子,手里依旧拿着铁锨。物业经理以为他在等“工钱”,从兜里掏出20元钱,打发陈德河“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陈德河急忙解释说自己把坑填起来再走,物业经理摆摆手让他别管坑了,之后再找专业人员来施工,兴许还得挖坑,反正也不碍事,索性先这样放着吧。
陈德河只好收拾东西离开。回头又说,那个物业经理真不厚道,自己虽然没弄好下水道,但至少忙活一天挖了那么大个沟,应该算他“一天的工”,结果才给20块钱,就像“打发要饭的”,太缺德了。


晚上,谢志强和妻子商量了好半天,最终决定还是由妻子给表哥打了个电话,“能不能借钱,你去要个准信儿,不行的话我得赶紧想别的办法。”
他又怕妻子多想,还补充说,“表哥钱借给咱是缘分,不借是本分,咱也不会为这个怪罪人家。”
谢志强说自己做了两手准备,万一表哥不同意借钱,他还有最后一条路子——网贷。谢志强手机上装过几个网贷APP,总授信额度大概有四五万元,刚开店时资金紧张,用过一阵子,后来现金流稳定了,嫌网贷利息太高,便没再用。
“如果表哥那边不肯借钱,我也只能靠网贷先维持一段时间了,但这东西挺不靠谱,利息高是一方面,主要是别看现在有个三五万额度,谁知道真到用的时候,他们还借不借给。”谢志强说。
幸运的是,表哥同意了,数额就是先前说好的5万。刘云对表哥表示感谢,顺便问了一句,“股票怎么样?”表哥打着哈哈说,“使劲跌呗,还能怎样。”之后便挂了电话。
不久,谢志强的手机上传来消息音,钱到账了,他终于松了口气。转念又想起勤杂工的事,刘云推荐了自己老家的一个侄子,谢志强没同意,他说新招的勤杂工最好是本市人,这样会省很多麻烦。
身边也没个合适的人,谢志强只好找A4纸打印了2张“招聘启事”,准备去看店时贴在卷帘门上。
在招聘启事“工资”这一栏里,谢志强有点发愁。想来想去,先写了“月薪2500,不包食宿”,之后觉得不妥,又改成“月薪1800,包食宿”,还是觉得不妥,最后狠了狠心,改成“月薪2000,年龄不限,包住宿两餐”。



尾声


最后一次见到陈德河时,他还在供销商场门前的空地上等活,那天我没见到刘阔,陈德河说上午打过电话了,刘阔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今天不出工了。
但陈德河说完却撇了撇嘴,说刘阔这孩子“不实在”,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陈德河说他在电话里听到刘阔那边的背景音很杂,肯定不是在家里。
陈德河认为刘阔八成是接了什么活不想跟自己说,怕自己分了他的“工时”。陈德河因此很不高兴,他说刘阔这孩子太“奸”,喜欢“吃独食”,自己有活联系他,他有活却藏着掖着。
那天陈德河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4点,有时沿马路溜达一圈,“刷墙、铺地板、开水沟、疏通下水道”的牌子一直挂在胸前,但没有人来找他干活。中午吃了自带的烧饼和炸藕合,下午就说有些后悔了,这几天不该从家里出来,就赚了20块钱,还不够这几天坐车和抽烟的钱。他决定第二天不“出工”,等正月十五或是之后再说吧。
我给他说,谢志强的火锅店就在附近,想找个本地的勤杂工,陈德河起初有些兴趣,但一听薪资待遇是“管两餐,月薪2000”时,马上把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一样,“这怎么可能?真他妈越来越抠,2000块钱就想找个壮劳力,合着1天不到70块钱,我去工地和泥巴都比这赚得多。”
之后便背起工具包,朝附近的公交车站走去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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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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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4 12:54 AM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城里的幸存者:躲着疾病,算着未来丨人间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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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一直用网课教学,而家长需要回武汉返工,怎么放心留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单独在家?远程教学,老师如何能根据孩子们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来及时调整教学进度?……

很多问题,眼下都没有答案。



配图 | VCG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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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9



1


1月24日除夕,在武汉本地一家培训学校任职的小林在忐忑的等待中,迎来了学校的通知:“机构将全面上线网络授课系统,未上完的寒假课和之后的春季课将改为在线完成。请各位老师尽快完成准备工作。”
这个结果并没有太出乎她的意料。
4天前,教育局紧急通知所有的教育机构停课,小林给学生们上到一半的课,就这么停了。停课前几天,已经陆续有家长向老师们询问“会不会停课”,她只能略带为难地回复,“这个要看校区统一安排。”然后鼓励家长们“再坚持几天”,“年前的课,就剩最后一两个课时了”。
学生小海的妈妈安妮,当时找到了管教务的周老师,想给儿子请假。小林还和周老师一起劝过她“不要停课”,因为上课的体系是连贯的,孩子如果中断了,之后再来就容易跟不上。
安妮点点头表示赞同,但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那个新型肺炎看起来挺严重的”,说完,还是坚持给儿子请了假。
周老师每天在群里发图,告诉家长们,学校每天都在消毒通风,会在孩子们进教室前查体温,体温异常的孩子不允许进入教室。在这样的安抚下,大部分家长安定了下来,鲜有给孩子请假的了——可惜不到10天后,现实就发展得让老师们都后怕。
小林略带不安地问过安妮,有没有怪过老师们没有及时停课,安妮就笑了笑:“不怪你们,谁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


这家培训学校在武汉本地小有名气,一直以面授课程为主。
小林带的是4年级,正是学业渐紧的阶段,大多数家长都暗暗憋着劲,想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在假期“冲刺”一下,实现笑谈中的“弯道超车”。
小林没有网络授课的经验,有些手足无措,但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赶鸭子上架,紧急学习软件的操作——学校紧急购买了一款远程教育软件的使用权限,组织了学校的IT部门准备应对届时可能出现的网络问题——这让小林和同事们颇为担心,包括“上网课”的效果,还有家长的反馈等等。
对于培训教师而言,除了身为老师的职业操守,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也密切关系着工作业绩和教学评级,这是所有老师们最看重的。
不过,小林此刻还顾不上想那么远,眼下亟需解决的,是自己的上课设备——学校只能让老师们利用手头自有设备去完成直播——现在她在外地的父母家,自己随身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却连接不上家里的网络,最终只好紧急联系运营商,把手机的流量套餐调到最大,准备届时用手机热点解决联网问题。
同事张老师则面临更麻烦的问题——她的电脑前几天刚刚坏掉,这个封城时没有离开武汉的外地姑娘,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憋了3天,折腾了好久,在几位电脑高手远程指导后,仍然无法进入系统。她终于咬咬牙,做好自认为能做到的一切防备措施后出门了,准备步行40分钟去一个大学同学的家里借一台旧电脑。
她说,“从没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走那么远,竟然会是为了一台电脑”。


经过1个星期的内部测试,调试无误,1月31日,学校给家长们发出了开始线上授课的通知。
从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起,教务周老师的手机就成了一部烫手的热线。家长们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涌来:有担心突然转变授课方式孩子不习惯的,有不放心网课教学效果的,有的家长追问,“教材都没有发,怎么上课?”还有的家长则直言不讳,“线下课改成线上课,学费怎么算?”
周老师回答得嗓子冒烟,正在心浮气躁、焦头烂额时,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
这一天,她从起床起就一直没顾得上照看儿子,此刻儿子怎么都不肯做作业,还和老公吵了起来,周老师像灭火队员一样放下手机赶去劝架安抚。
不同于其他家长的众多疑问,安妮的诉求很简单,她只是告诉周老师:考虑到线上上课的效果和孩子视力问题,小海就暂不参加网络授课了,至于这些缺席的课,以后是退费、顺延或是补课,等到疫情结束后再讨论吧。
周老师松了一口气,虽然她也不知道学校对于这样请假的学生会怎么善后,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起码现在,这样的沟通是她认为轻松的。
她很快回复道:“好的,等疫情过后,我们会给家长们一个方案。”安妮客气地道谢,最后嘱咐周老师注意安全、好好保重。
电话和微信上的消息在晚上10点后终于略微渐渐停息,周老师点开和闺蜜曹老师的对话框——她们上一句的聊天记录,还暂停在周老师早上9点半接到一个家长的来电后。
曹老师是周老师的前同事,讲课受到许多家长追捧后,便离开学校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培优”机构。现在,没法展开线上教学的曹老师也是一筹莫展,她不仅担忧这段停课时间的收入问题,更害怕的是,在她无法授课的时候,不肯停下脚步的家长们,也许就转投到其他能进行线上教学的机构了。
“我有点后悔离开了。”曹老师说。



2


为儿子请完假后,安妮稍微感到轻松一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在她看来,补课班的课程是小事,儿子的学校马上要开始的课程网络教学,才是更让她烦心的。
1月28日,她所在的班级家长群里,儿子的班主任发出通知:“教育局正式出通知了,2月10日开始,中小学开始实行网上授课,请大家提前做好预习,迎接不一样的新学期。”
“这样看来,是要打持久战了。”安妮扫了一眼通知,内心毫无波澜。群里的家长们异于寻常的安静,安妮暗自思忖着,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具体安排都说得不清晰,大概大家想问也都不知从何问起吧。
想着想着,安妮和琪琪妈妈私聊起来。琪琪是个乖巧的女孩,儿子的好朋友。不同于小海的没心没肺、成绩忽上忽下,琪琪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班上前三,这让安妮一直很羡慕琪琪妈妈。
琪琪一家在武汉封城前就回到了老家,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家屋子里的Wifi信号不稳定,琪琪妈妈很担心,如果到时信号不好、课上得断断续续,纵使女儿再乖,学习效果也会打折扣。
安妮苦笑——等学校真开始上网课的时候,恐怕让家长们抓狂的不仅仅是自家的Wifi信号,更可能会是学校仓促之间搭建的网课直播平台,承受得起这么多小学生家里的电脑同时在线的流量吗?
安妮笑话琪琪妈妈:“学霸妈妈还是不懂我的心。”
安妮最担心的,还是网络教学的效果问题。小海不是没有接触过网课,但对于儿子这个平时上课尚且坐不住的小男孩,上网课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抢金币、给老师送花这些环节上。
几次下来,安妮果断给儿子停掉了网课类型的补习班,只留下一门外教口语课,权当是正餐后的甜点。
这也是为什么她没有丝毫纠结就给儿子的补习班请了假,可是,如果学校的课程也全靠网络,那总不能儿子上课时,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直守着吧?
安妮和琪琪妈妈越聊越忧心,还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学校一直用网课教学,而家长需要回武汉返工,怎么放心留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单独在家?远程教学,老师如何能根据孩子们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来及时调整教学进度?新学期的课本、配套练习册都没发,现在家长也没法出门买,让孩子们仅靠电子课件,学习会不会受影响?还有,语文课的课后作业怎么提交?批改也是个问题……
两人合计来合计去,聊不出什么答案。群里也开始有家长问类似的问题,以往有问必答的班主任,一直没有回复。琪琪妈妈笑着说:“大概老师现在知道的也不会比我们多。”


安妮忧心的还有儿子的眼睛。暑假的时候,小海就查出75度的近视了,安妮多方了解后,给小海配了角膜塑形镜。两片小小的、像隐形眼镜一样的塑料片,就花了1万多。
医生叮嘱,孩子近视度数每增加50度以上,就得更换新的镜片。安妮心疼得龇牙咧嘴,但为了孩子的视力,也只得大手一挥。
安妮掐指算了一下,如果全天候电脑远程教学,儿子每天至少6小时对着电脑屏幕,一周至少5天,不出一个月,小海的近视肯定会加深,不出意外的话,班上也可能又要多出一群戴眼镜的娃娃。
想了想,安妮翻出闲置已久的投影仪,“聊胜于无吧。”她只能安慰自己。



3


当安妮忧心忡忡地向丈夫张维絮叨着关于儿子的烦恼时,张维却显得颇为心不在焉。直到安妮发了火,张维才回过神来。
但妻子的烦恼在张维看来,简直太小儿科。他现在忧心的问题更直接——家里没钱了。听完丈夫这句话,安妮也傻眼了。
虽一向不太爱操心家里的各种花销,但她掰掰指头,也还是算得清楚的:
最初买保险时没经验,不知道应该分散开时间,几份保险全都是在2月到3月间签的合同,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同时缴4份人寿险和1份车险的费用,总计好几万元;
每月的15日是房贷的还款日,要有近8000元的支出;
儿子补习班的春季班也马上该缴费了,虽然现在请了假,但估计学校照旧会收学费——孩子已经到小学四年级了,无论如何,疫情之后,课程都是得继续的——缴费,只是为了保住“小班”的名额,也要5位数;
还有春节要孝敬双方父母的过年红包……
安妮皱着眉头敲计算器的时候,张维不忘凑过来提醒她:10号是信用卡的还款日,上一期的账单是近2万元。安妮的脸迅速哭丧起来。
“年关难过”,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他们夫妻手头最紧的时候,但好在的是每年两人在年底都会各有一笔年终奖到账,虽然奖金常常会被公司拖到2月底才能打进账户,但拼拼凑凑,总还能够。
张维提醒她,按今年这样的形势,年终奖什么时候能发、乃至能不能发,可能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安妮的思维迅速地抛开儿子的近视隐患,和张维一起发起愁来。
年终奖可以迟到,但保费、房贷和信用卡,一个都不会少。本来夫妻俩都只是工薪族,家里还有一个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的学龄孩子,每月各种支出,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闲钱。
安妮叹了一口气:不行的话,得动用家里的应急储备金了。


安妮转念想到的,按现在的政策规定,湖北区域企业春节返工的时候不能早于2月13日,但不论是丈夫还是自己,谁都不知道能在什么时候返工。就像网上流传的段子一样,也许一觉醒来,自己的假期又延长了。
张维身处业务部门,基本工资有限,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业绩奖金,如果不上班只发基本工资,收入将大打折扣。可若在疫情尚未平息时强行出门上班,又有极大的风险;对于安妮的工作,家里其他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如果到了2月14日,公司要求她返工而无法通融,那就做好辞职的准备——安妮的身体不太好,工作内容又需要天天跟人不断打交道,如果强行返工,全家都不放心。
安妮很是不甘心,她已经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了快6年,工作驾轻就熟,领导认可、同事和睦,还算是一份满意的工作。如果贸然辞职,很是可惜,想想形势,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说到激动处,安妮心底又涌起一阵烦躁。
可就像张维说的:“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转过头来,张维又强打起精神安慰她,说这只是极端情况下的最后一步,“也许公司会同意你在家办公的”。
安妮点点头,又摇摇头,反身转向张维:“那你呢?如果疫情还没过去就返工,我也不放心你出门啊。”
张维也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那我们俩都不出门,谁上班挣钱?唉,到时候再说吧。”
除了需要还的房贷是固定的,未来的一切现在都不可知。



4


安妮在翻看朋友圈时,看到了房客梦梦的一条朋友圈,是一条网上热转的“问问房东能不能免租金”的帖子。
梦梦租安妮家的旧房子已经2年多了,彼此相处不算热络,但还算和平而默契。
最初,安妮因为不满旧房客常年拖欠房租,终止了租约,然后梦梦就在中介的推荐下找到安妮。安妮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梦梦的样子:齐刘海,长头发,背着双肩包,很乖巧。她和同事一起,一共3个女孩子,眨巴着眼睛,嘴巴甜甜的,一口一句笑,喊“姐姐真好看”。安妮笑了,“你们是想还价吧?”她们也笑了,说,“刚毕业不久,工资不高,房租能不能便宜点?”
梦梦那年24岁出头,参加工作2年多,现在就职的这家小贸易公司,也是她毕业时找的第一份工作。公司离安妮家旧房子所在的小区很近,她的许多同事都在那里租住。
安妮本不想将房子租给合租的房客的,但看看3个女孩子温和又礼貌,也就心软了。三房两厅的房子,房租3000元,梦梦和她同事们共同承担。2年多的时间里,梦梦从不欠租,平时也很少麻烦安妮和张维,除非出现空调坏了这种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带着歉意给安妮打来电话。
安妮有时会看到梦梦她们发的朋友圈,3个小女生,下班之余偶尔还会做做饭,摆盘发图嚷着求赞,安妮从照片里看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打心底里喜欢这几位小房客,也就一直没涨房租,希望这样安安稳稳地打交道下去。
看到梦梦的朋友圈,虽然也许是玩笑,但安妮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和梦梦联系了一下,梦梦正在沮丧中——她在封城前没有离开,此时一个人在屋子里,除了又惊又怕,还要忧心接下去的房租。
与梦梦合租的两个女孩已经决定年后先不来武汉了,至于疫情过后还会不会回来,现在也说不准。如果她们不回来,梦梦短时间内也无法找到合租者,那么,每个月3000元的房租对她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
梦梦也不知道年后什么时候能复工,到时候收入会不会打折扣,如果情况真的不好,“可能我们就要去租那种1000多块钱一间的老房子了”。
梦梦说得很黯然:本来她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做得就不太开心,原本打算在春节之后先裸辞再换份喜欢的工作的。可现在看,年后找工作的局面估计会很难看,她倒开始庆幸春节前没有一时冲动辞职了,“这家公司不炒掉我就是万幸了”。
梦梦的公司只有十来人,业绩也一般,老板常说,“能养活你们,已经算很不错了”。梦梦工资5000出头,扣掉保险,到手才4000多,除掉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每月也没什么闲钱,偶尔奖励自己吃顿火锅看场电影,是她最大的快乐。当然,这样快乐的时刻寥寥可数,大部分时间,加班后回家,疲惫不堪的她只想窝在床上追剧。她纠结过很多次要不要辞职,加班多,工资少,又不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份工作“不要也罢”。
可现在不一样了,消息灵通的同事说,老板已经好多天愁得睡不着觉了,如果按现在的样子,公司真撑不了多久。那个同事前几天和老板加班处理事情的时候,隐约听到老板在跟律师朋友咨询:“如果停工期间不发工资算不算违反劳动法?”“如果疫情情况下裁员需不需要付补偿金?”
小道消息迅速地弥散开来,一时人人自危。那天晚上,梦梦失眠了,这份曾被她视为“鸡肋”的工作,一瞬间变得珍贵起来,她甚至想,要不要给老板发个信息,主动说停工期间不要工资,“至少能保住工作先吧”。
安妮想了想,还是没有把嘴边的话说出口:“你们老板撑不撑得下去,不仅仅是你们要不要工资就可以改变的。”物伤其类,她不愿去打击这个忧心忡忡的小姑娘,只能问:“那你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呢?”
梦梦迟疑了一下,说:“手头还有一点积蓄,过不下去了就找妈妈。疫情总会过去的吧,撑上两个月应该没问题。”
从头到尾,梦梦都没提请安妮减房租的事,这倒让安妮觉得颇为不忍。安妮年轻时也在其他城市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知道这种手头窘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但她也始终没开口主动给梦梦提减租,因为此时他们夫妻俩,也已经是过江的泥菩萨了。
安妮有些心烦意乱,她的生活原本被她安排得好像一部严丝合缝的机器,她喜欢那种稳稳妥妥的安全感。可她很少去想,当这部机器的某个齿轮突然崩掉时,会是如何分崩离析。
再看看备忘录,下一次梦梦需要交租的时间是3月中旬。“等吧,等到那时候再说吧,要么就给她减一点吧,小姑娘一个人在外,也挺不容易的。”安妮暗自想着。



5


听梦梦聊到她老板困境的时候,安妮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彭天,恐怕彭天现在也是一样的焦急吧。于是,又给彭天打了一个电话。
彭天年纪不大,却非常能干。创办并经营着两家民办幼儿园,规模虽不及那些大型的私立连锁幼儿园,但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口碑颇好,深受周围居民的好评。
往年这个时候,都是彭天最忙的时候。1月14日,幼儿园如期放假,彭天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忙得晕天黑地:检查好园内的水电设备,统计好玩具教具、图书资料、电教设备、厨房器具和医疗器械等用品,盘点破损和遗失情况。
将第一家已经成熟的幼儿园交给另一个股东主要负责后,彭天将自己大量的精力放在这家两年前刚刚开业的新园里。幼儿园在汉阳的新区,占地面积1600平,10个班,在彭天的经营下,已经度过前期的爬坡期,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
和他一起忙碌的,还有合伙的两位股东,他们兵分三路,除了盘点目前在运营的两家幼儿园外,还要分出大量精力,筹备开工下一个新园。
彭天踌躇满志,他喜欢这种充实而有盼头的忙碌,他的计划满满当当——春节过后,除了完成物资的补给、园区消毒等准备工作外,就要迎来最重点的招生工作以及教学部署了。等这两个幼儿园顺利开学,新园的建设就可以开工了。
而这些计划,都在1月20日那天戛然而止。如今彭天最庆幸的就是,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都安然无事。
1月时,彭天还在为席卷本市的流感而担心——去年12月以来,各小学和幼儿园频发流感,常常是一个孩子生病了,就迅速传染给同学,很多班级都被迫停课。彭天当时把幼儿园的卫生安全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每天必须消毒通风,早上孩子入园前的体温测量也更为严格。
现在回想起,他仍然感到一阵后怕。他努力回忆了放假前因不舒服而请过假的孩子,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询问孩子是否安好。到后来,他不放心,干脆通知老师,给全园的孩子挨个打电话回访,千叮咛万嘱咐,如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


安妮的电话打来时,彭天正闲坐在家中。他已经快把那些平时没时间追的连续剧看遍了,但脑海里,一串串数字反复飞来转去: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第二家幼儿园能迎来大概200名孩子,按每个孩子每学期1万的学费,大概能保证200万的现金入账,这笔现金流,将要支撑幼儿园接下来半年的各项开支和运营成本,剩余部分,才是他们几个股东的盈利。如今现金流猝然断裂,水电杂费等也许随着幼儿园的关停能暂缓支出,可新园的租金和人员工资,粗粗一算,每月就要大概20万——旧园的规模还略大一些,一个月的纯支出约在50万。
而更麻烦的是,许多曾预缴下学期学费的家长,此时纷纷要求退费,为了幼儿园的信誉,彭天不能拒绝,只能从本就紧张的现金中抽出款项退费。原本打算3月开工建设的新园,租金已交,也不知道要搁浅到什么时候……所有的一切中唯一没停下的,是银行贷款的利息。
彭天和两个股东愁眉不展,他们都不是“家里有矿”的人,无非是趁着年轻拼着一口气做点事业。一两个月或许可以扛一下,3个月还能想办法筹集一下资金,4个月后呢?资金链摇摇欲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迎来断裂的那一刻。
前两天,彭天与股东最激烈的争论,就来自于停工期间是否要给员工发工资:
彭天曾想过,是否可以和教师们商量一下,停工期间不发工资或者只保证一些基本的生活费,等到疫情过去了,他们都缓过劲来后,再给予一些奖金作为补偿,“共克时艰嘛”。
但另一个股东反对。目前幼儿园在职的教师都是年轻的女孩子,私立幼儿园又不像公立幼儿园那般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吸引力,不发工资后,这些女孩子们很大可能就熬不住辞职了。这样的话,即使疫情结束,他们也很难第一时间恢复开园。
3个人意见僵持不下,不仅说服不了对方,甚至都无法说服自己。
安妮安慰彭天:“等着吧,疫情总有过去的一天,那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争取撑到那个时候吧。”
彭天没有告诉安妮的是,等到重新开园的那一刻,他可能还将面对许多已知的和未知的额外开支:
疫情过后,作为密集人群聚集地的幼儿园,所将迎来的卫生整改将比其他行业要严格更多,届时必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园区的环境进行优化和改造;
面对生源的流失,也需要更多的优惠方案才能吸引新的生源;
新园开工之时,一定会有人工和物料成本的上涨,造价成本至少会上浮20%起……
他努力驱开自己脑海里这些念头:“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尽力先筹钱,维持运作吧。”
挂了手机,彭天扭头看看窗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他想,冬天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春天应该会交还给我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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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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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4 12:58 AM |显示全部楼层

我家接的500桌酒席,终于取消了丨人间

 mallgar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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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办一次大规模的宴席,小店里的几个人就像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这是实打实忙到飞起的一天,也是我婆婆的日常。



配图 | VCG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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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0



1


农历腊月二十九,先生一边在房里收拾行李,一边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我们还回去吗?” 
不久前我们刚刚新婚,按老传统,第一年得去男方家里过春节,但我的内心却是有些抗拒的。
那几天,外面的情况实在不太好,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专家在反复强调:大家过年不要聚会、不要聚餐。先生更是跑了十几家药店,都没有买到口罩,走到最后一家的时候还被店员“嘲讽”:“你现在还想买口罩啊,整个成都都没得咯!”
而在我眼里,最可怕的是先生老家的那幢4层小楼——
小楼位于成都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场镇上,一二层已经被公婆改造成了餐馆。早在2个月前,婆婆就开始发愁了。平时,场镇里的人大多在外务工,只有过年才能回老家团聚,为了图热闹,无论是办生日宴还是喜酒,大家都喜欢挑正月里的日子;再加上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春节宁愿在家里玩也不愿意出来打临时工,春节也请不来几个人;末了,她叮嘱先生,“今年正月,家里接了500多桌席,你早点回来帮忙。”
我知道先生心里多想早点回去干活——腊月二十八,店里的两个嬢嬢就放假了,如果他不回去,婆婆一个人除了准备几十桌的材料外,还得干各种杂活儿,一双手根本不够用。
可再一想到几天之内,500多桌的人会在家里扎堆,“隐形的地雷”说不准就会踩上,我心里还是有点发怵。疫情形势越严峻,家里满是人头呜呜泱泱的场面越是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内心里不免五味杂陈。
但考虑到新建立的家庭,我还是说:“不回去,那去哪儿啊?”
最终,我们还是在原定计划的二十九号下午出发了。


一路上,先生一直都沉浸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中,他很纠结,觉得家里人员复杂,把我带回去,万一伤害到我怎么办。可他确实想回去帮父母干点活,大过年的,把我一个人留在成都,他心里又过意不去。
于是,3个多小时的路程过后,蜿蜒逼仄的两车道旁出现了农田,车子到了场镇上,七弯八拐再走几分钟,爬上了一个长长的斜坡,我们就到家了,天也完全黑透了。
婆婆看见我们的车,一路跟在后面走。我朝车窗外喊她,婆婆“哦”了一声,宽脸盘上立即露出了一口整齐的大牙。她个子不高,只有1米5左右。很瘦,穿着一件臃肿的袄子,外面还套着一条红色的围裙,反倒显得人胖乎乎的。
刚下车,婆婆就拦住了我们,“从旁边的小门走,他们在大厅喝酒,闹得很,不安逸的。”说罢她挡在我们前面,探头探脑的,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朝家门口走去。
先生觉得不和邻居打招呼不礼貌,婆婆却压低了声音,“哎呀!喝得二麻二麻的,不安逸的……”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后来想想,婆婆大概是怕我不习惯。
我们还没走到门口,婆婆的“掩护计划 ”就失败了。邻居喝了酒走出来,其中一个直接蹦到先生身上,又搂又抱,两手挂住他的脖子不肯下来;另一个抓起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狠狠亲了几口,留下了一滩凉凉的口水……
婆婆赶紧把他们拉开,我转身躲着人,把那只被亲过的手洗了好几遍。
我问婆婆周围有没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她说有,“几天前斜对门有一个女人才从那边回来。”
而且,那个女人不仅回来了,前些天还在外面打牌。我急忙提醒婆婆千万不要去,“没——有,”婆婆说:“年底我们忙都忙不赢,哪有时间打牌?”
先生也讲了很多和疫情相关的新闻,让婆婆做好暂停营业的心理准备,婆婆的表情立刻变得很严肃,她盯着桌面一动不动,接着使劲捶了捶腰,说自己腰痛的毛病又犯了。说完就站起身,到洗衣槽边刷鞋子去了。
很明显,她在回避这个话题。



2


按照往年的惯例,除夕和初一餐馆是不营业的,公婆一年到头也就休息这两天。
可今年除夕一大早,两个人就忙活开了,中午有5桌客人要来吃年饭,都是街坊熟人,不好拒绝。
我下楼的时候,婆婆正在扫后厨地板上的水渍,她一脸凝重,边扫边嘀咕。一问才知道,婆婆早上接到了2个退订电话,一个是初六的宴席,20几桌;另一个是正月十六的婚宴,50几桌。
“最近肺炎形势太凶了,不敢办席,本来是好心宴请,别到时还办了坏事。”对方都这么说。
婆婆闷闷不乐,先生就开导她:“妈,你要正面看待这个事情。钱以后还可以赚,如果因为做生意感染了,得不偿失。”婆婆没有接他的话,放下扫把,转身进了厨房。
后来,先生偷偷告诉我,2019年下半年,婆婆把家里的一部分现钱借给亲戚应急,又因为买房贷了款。为了准备这500多桌席,专门出去借了20万才囤的货,本想着再辛苦一年尽量把钱还上,可谁知道,疫情以来,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我只好宽慰先生,说实在不行,我还有一笔理财可以取出来应急。说着,先生的脸就黯淡了下来,“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先生心疼公婆辛苦了那么多年,希望他们能早点停下来休息玩乐,但他暂时没有能力撑起整个大家庭,总是为此感到自责。他又觉得愧对我,“把你带回来徒增风险,又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他想了想,“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眼下,连这个偏远的场镇,似乎也不太安全了。中午来吃饭的客人,四五十个人里只有零星几个戴了口罩。而镇上的药店,早就没有口罩卖了。
下午,镇里的工作人员来店里登记预订出去的宴席桌数,但没有提禁止营业的事。婆婆签名的时候看了一眼名单,发现几家餐馆里,就数我们家的酒席预订数量最多。“我不管别人有没有如实登记,反正我把预订了的都登记上了,该上报就上报。”婆婆说。
私下里,先生就对我摇了摇头,“其实我倒希望政府快点出通知,禁止举办宴席。这样对大家来说都安全,虽然家里肯定要受经济损失。”他又陷入了另一种矛盾,心里难免又不好受起来。


先生曾经断断续续跟我讲过很多往事。我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餐馆对于全家人的意义。
2000年左右,公婆在老家东拼西凑才开起了这家餐馆。一开始,餐馆的生意并不好,一些在外地开餐馆的亲戚纷纷劝他们离开场镇这个小地方,去外地打工。为了生活,公婆把自家的店关了,听说哪里赚钱就去哪里。他们先后去过深圳、广州、中山,最后又辗转到了重庆。
因为没什么文化,又没有专业技术培训,两个人都只能给别人家餐馆做帮厨。
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上小学了,空闲时间就会到父母打工的店里玩。他告诉我,有段时间餐馆里很流行一种饮料,用折耳根做的,浅黄色,装在玻璃瓶里。
“你见过吗?”他想在网上找图片给我看,却什么都没有找到,“甜甜的,真的很好喝。”每次先生说起这种饮料,眼里总泛着光,而我就会想起凉拌折耳根的那股味道,继而打个冷战。“你没过过苦日子,你不懂。”先生笑着摇摇头。
先生年纪还小,看着别人喝饮料也馋,但他知道父母打工赚钱不容易,就自己想了个办法。
一天,客人走了,饮料瓶被服务员收到角落里垒了起来。先生就偷偷蹲在旁边,把剩了饮料的瓶子拣出来,再一点点地滴进一个瓶子里。不知“搜刮”了多久,瓶子里终于存了小半截小拇指那么高的饮料,他仰起头,一口喝了下去。
就这样,先生常去偷喝别人剩下的饮料,直到有一天被婆婆无意间撞见了。婆婆没有骂他,而是偷偷躲到一边哭了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公婆才下定决心回家继续开餐馆、当老板,“再难也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妈说起这件事,眼泪花还是包起的。”先生的眼睛也红红的。



3


大年初二,店里定出了30多桌酒席,这是新年的开门生意。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大年三十这一天,婆婆收拾完厨房就要去地里摘菜。
她和先生背起背篼,各抓了一把菜刀,我也跟着出了门。在街角的拐弯处,药店老板娘主动和婆婆打招呼:“我劝你们把口罩戴起,真的。”婆婆亮出了大嗓门:“你这里还有口罩没得嘛?”
“没得咯,早就卖完咯!”
我回头一看,婆婆的脸又往下耷拉了一点,她一声不吭往前走,先生跟在后面,也是满脸的心事重重。
砍完菜,我们经过另一家药店,远远就看见店主拎着一个大口袋跑过来——是口罩。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店里等了,婆婆见状,一头扎进去,买到了40个,花了200元。
除夕夜,婆婆坐在沙发上准备给小孩子们的压岁钱。她伸出拇指在舌头上沾唾沫,低声数着手里的钱。突然,抬起头递了一个圆鼓鼓的红包给我,“呐,这个小红包是给你的,今年是第1年,明年就没有了哦。”
给红包都这么“粗暴”,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不过,简单、直接、实在也确实是我公婆一贯的作风。
2003年,家里的餐馆刚起步,就要和场镇上五六家类似的小餐馆竞争。其实几家的菜品和价格都差不多,但很多人就是认准了我公公做的菜。甚至还有隔壁镇的人专门跑到我们店里,就为了吃一盆公公做的水煮鱼。
经营这家餐馆,公婆也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炒菜的时候,公公经常会随手多抓一把,如果客人是干重活的,公公会再多放一些肉,“干体力活的,不容易”。 
到了结账的时候,婆婆主动把零头给抹了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对方要是想蹭点“人情面”故意耍赖,那可不行。有一次我在家,遇到一位远房亲戚来吃饭,想赖掉50块钱。婆婆不同意,对方花言巧语想糊弄过去,结果婆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又指了指我,扯着大嗓门喊:“在小辈面前你都不学好,像什么话?”最后,对方招架不住这种彪悍,乖乖掏了钱。
也许是身处农村的缘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婆婆并没有大多数生意人的世故和圆滑。她说话做事直来直往,亮出大嗓门,也算是餐馆的一个特色。



4


大年初一早,我下楼就看见婆婆的脸上有怒气,有亲戚在一旁语气严肃地对客人说:“不行,这肯定不行。”
原来,早上餐馆的大门刚打开,这个客人就进来对婆婆说,他要退掉初二的30桌。做生意都讲究好彩头,大年初一开门第一句听到这个,婆婆心里很不舒服。亲戚也帮着好言相劝,“如果早两天说退订,那肯定爽快退给你的,但现在材料都准备好了,突然说退,这让我们也为难。”
大概对方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说回去再商量商量。可是经过这件事,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后面的桌席大概多半都要被退订了。场镇是农村,不像市里进货方便,所以婆婆在年前就把货物都囤好。如果桌席全都退了,那这20万的货该怎么处理?
又过了个把小时,那个客人又来了,他说大家相互理解,就退6桌,只请附近的人,婆婆勉强同意了。
可到了下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嫂给家里打电话,说已经接到通知要管控餐饮行业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发,要婆婆做好心理准备。
此时,家里的牛肉已经烧好了,几十桌的蒸菜摆好了盘,几十只家禽也都解了冻,如果突然接到停业通知,这些材料怎么办?如果没有接到通知,有携带病的客人来了,出了事又该怎么办?
一时间,全家人都陷入了忧虑,坐立难安。
到了晚上六七点,又来了3个退酒席的人,大概共有五六十桌。婆婆一边从布腰包里往外掏定金,一边叹气:“老子,我备了20万的货!”
“冻起来撒。”对方轻松地说。
他们前脚刚走,后脚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来了,通知公婆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宴席都不能办了,“最近的肺炎实在太凶,出了事大家都负责不了。”
婆婆说初二的菜已经准备好了,对方听了更着急,“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没有例外的,大家都要遵守。”
等这拨人终于离开,婆婆彻底陷入了萎靡和失落里。她肩上不仅扛着几十万的贷款,还有满满一冻库的货。
生意是不能做了,但拿出来的生鲜还是要处理的。我只能和先生一起,把几十个家禽装进袋子,准备背进冻库里。冻库是两年前刚修的,大概有20个平方,里面的温度保持在零下18度。冻库的门口常年放着一顶棕红色的毛帽子和一件棉衣,这是婆婆的“装备”。
先生先给冻库断了电,再打开门,白色的冷气迫不及待地往外喷涌。一眼看去,冻库门口整齐地码着十来箱大虾;再往里看,是土鸡、鸭子和鹅,还有各种牛羊肉和猪排骨。
按照一桌一只鸡来算,冻库里光是鸡,就至少有四五百只。本来它们很快就要成为客人的盘中餐,但现在看来,也只能继续待在冷库里。
我搬了一大袋,就气喘吁吁的,热得外套都穿不住了。我想,如果我和先生今年不回家,那这一大堆的东西就得由公婆两个人搬。看着婆婆那瘦小的身躯忙上忙下,我也不禁在心里感叹,她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搬完东西,婆婆回后厨看到了准备好的蒸菜,赌气说:“都丢了,看着烦。”
亲戚们劝她留着自己吃,公公听了,无奈地笑了,“这些东西,一家人关起门来吃一年都吃不完。”
大家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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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备好的蒸菜(作者供图)



5


这一天夜深了,婆婆还在挨个打电话。她先告诉帮忙的嬢嬢们,桌席都取消了,不用来了;又联系没有退订的客人们,主动把定金转了过去;最后,她怕浪费食物,让送菜的人把没开封的蔬菜拿回去卖,可对方不愿意,她也只好作罢。
忙完这些,我们才算是真正地坐下来休息。
回家的这几天,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婆婆闲下来。大家聊天的时候,大概是聊到了平时干活的事,婆婆突然把自己的双手伸到了亲戚面前。
婆婆的手背上已经布满了褶皱,大概是因为常年浸泡在水里、洗洁精里的缘故。又因为天天要和蔬菜、肉类、刀具打交道,她手部的皮肤很粗糙。双手张开,个别手指已经皲裂变形了,但也是这双手,扛起了大半个家。
在这家开了近二十年的餐馆里,公公是主厨,婆婆就是财务总监、门面经理和帮厨。他们只雇了两个人帮忙,哪里缺人手,婆婆就要顶上去。
店里办席的场面我见过。一楼、二楼和对面租来的铺子里,满满当当摆了40几张桌子。还没到开席的时间,人就陆陆续续坐满了。大人聊天抽烟,小孩穿梭打闹,有人要杯子、有人问厕所,还有人时不时跑到后厨来看。到处都是闹哄哄的。
到了正式上菜的时候,婆婆打开大蒸箱,腾腾的水汽涌出来。她先端出一份份蒸菜,接着左手端菜,右手拿盘,两手一扣快速往右一翻,摆盘就算完成了。因为蒸盘太烫,婆婆每翻一次,都要快速地摩擦左手的拇指和食指。
有一次,我看到上菜的人手不够,就想帮着把堆满菜的托盘端出去。可我还没走两步,就要端不住了,婆婆连忙喊:“你不端你不端。”然后立刻窜过来接住托盘,端着麻溜地往外走,健步如飞。
还有更大的场面——如果订席超过40桌,客人们就得分批吃饭。刚有桌子空出来,就得赶紧收拾干净让下一批客人入座。等人潮全部散去,地上就是一片狼藉,到处是啤酒瓶、饮料瓶、废纸和烟头。
嬢嬢们在前面倒剩菜、收碗筷、扫地,婆婆就在后厨埋头洗碗。先把碗筷放在左边的盆里洗刷干净,又放到右边的清水盆里过一遍,再用流水冲几次,最后才能摆进消毒柜里。
每办一次大规模的宴席,小店里的几个人就像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这是实打实忙到飞起的一天,也是我婆婆的日常。
只是今年,婆婆再也没得忙了。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先生告诉我,其实他听到政府禁止办宴席的消息,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松弛下来了,“如果这个小场镇发生聚集性的传染,那后果不堪设想。” 



6


先生的单位原本要求他初二开始上班,但我们实在来不及赶回去,但也得准备返程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八九点了,我竟然听到婆婆在外面说话的声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睡不着,心里慌得很。”
平时早上五六点,公婆就下楼干活了。如果遇上赶集的日子,婆婆4点钟就要起床,背起背篼去采购。她身材矮小,背篼里装满东西,比她还要高出一大截。
我站在楼上望下去,场镇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呈现出罕有的安静。我想不仅是婆婆,可能昨晚还有其他人没有睡着。
我和先生就要离开了,面对后厨堆积如山的蔬菜,婆婆不停地叹气。先生知道婆婆的想法,就赶紧让她给我们多备点菜带回去。
婆婆搬来一个人字梯放到挂满香肠腊肉的房梁底下,熟练地爬了上去,“这是自己杀的猪做的,这是买的肉做的,还有这个是你四妈的。”她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烟熏制品中点来点去,然后低下头来看我,“给你妈妈也带点去,腊肉香肠我都给他们做了点。”
婆婆的嘴里不停地絮叨着,“还有这个,是给大外公他们几家人的,每户六节香肠,一块腊肉。”这种细腻周到,完全不像平常大大咧咧的她。
取了香肠,婆婆又到外面的院坝上采青菜。拴在角落里的黑色老狗看见她,兴奋得不停地来回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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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给我们带的菜(作者供图)

昨晚,婆婆明明累得不行了,还不忘出去遛这条老狗。我想去看看,婆婆叫我不要过去,说臭,又转头“呵斥”,“那么老了又不死,丢了你又舍不得。

不知道老狗听懂没有,它就站在原地静静地看婆婆,掉了毛的尾巴竖起来,左右摇摆着。我突然想起以前婆婆说过,这条土狗跟着他们大概有10年了。
10年前,家里餐馆的生意已经渐渐稳定了,公婆不再为了多赚点钱,起早贪黑卖早餐,但先生至今还记得那段卖早餐的日子。
那时候,每天早上上学前,他都会主动在店里帮父母包抄手,看时间差不多了,再跑步去学校。尽管当时家里的条件还不是太好,但放学回家,他总能吃上父亲专门给他开的小灶。而且家里的桌上,经常会有一份炖煮软烂的卤蹄髈在等着他。而那些从前喝不到的折耳根饮料,也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喝了。
那时候,父母仿佛是要把小时候没能给他的东西,全部加倍补偿给他一样,“我爸妈真的对我太好了。”直到现在,先生想起来还会这么说。



7


吃午饭的时候,亲戚劝婆婆过两天把蔬菜都拿出来卖,“能卖一点是一点。”婆婆似乎还是不能接受现实,她没有搭话,还自嘲:“开饭店的都要变成卖菜的了。”我拍拍婆婆的肩膀,告诉她不要太担心,疫情总有一天会控制住的。她皱着眉头笑了笑。
吃完饭,我们就又踏上了返程的路。
等初三一大清早,先生就接到了婆婆的电话,刚接起来就听她在那边叹气:“哎呀,这可怎么办啊!睡得都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了。”紧接着,婆婆就发现自己拨错了,她原本是想打给舅舅的。
初四,我们在家族群里看见家人发的视频。亲戚们在街上戴着口罩,一起帮婆婆卖菜。因为去的地方类似于集市,很快就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劝导,他们马上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虽然店不能开,但一个早上卖出去的菜和肉,也有1000多块钱,这算是给公婆失落的春节,找到了一点点的寄托。眼看着地里的菜就要烂了,婆婆又背起背篼抓起刀,打算把它们全都收回来,晾成酸菜备用——人只要肯干,总会有办法的。
每天,先生都会和公婆视频聊天。公婆也已经可以熟练地汇报自己在哪里,跟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了,“没有出去,没有出去,你看嘛。”婆婆举起手机对着周围晃一圈,还不忘在那头调侃,“晓得你要来查岗。”
家人就是这样,为了彼此奋斗,知道彼此安好,就是生活里最大的幸福。
昨天,婆婆在视频里跟我说,那天走得急,忘了让我们把苕粉、面条、土豆都拿回去,“超市离得远,你要走好久才能到。”她似乎忘了我们有车,也忘了从老家带回来的菜,够我俩吃好久。
也许,我们在她眼里,还是永远长不大的无助的小孩。也许,在困难面前,历经生活打磨的婆婆已经柔韧到可以扛住一切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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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4 01:02 AM |显示全部楼层

疫情前,一个边境小城医院的防控实录丨人间

 与子同裳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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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的超负荷工作,一批同事陆续累病了,院长要求他们待岗休息,再缺人手,也不鼓励带病工作。休假后从外地赶回来正居家隔离的医生护士,未经过疫区的,都解除隔离提前上岗,顶替倒下的人。

有同事笑称:“这就叫前仆后继……”



配图 | Sipa图片社


前    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1



1


元旦假期,睡到自然醒的我躺在被窝里刷微信,看见武汉的一个媒体朋友发状态:“2020第一天,武汉成了‘沸点’。我们永远无法预估明天,少凑热闹戴好口罩调节情绪按时作息科学预防,武汉会很安全。”
我心里咯噔一声,上网搜索,只看到零星几条关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说是与海鲜市场相关。
“可别再像那年‘非典’似的。”给老公念完消息,我嘀咕。
他心不在焉地嘲笑:“挣着卖白菜的钱却操卖白粉的心,你省省吧!”
“这不就在家里说说嘛,干嘛连讽刺带打击的?”
他立马正经起来:“再来一次‘非典’我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你这回是在后方,不用直接往上冲了吧?”
17年前SARS肆虐时,我还是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内科护士。虽然我们这地处东北犄角旮旯的十八线小城最终也没有确诊一例SARS患者,但防控的风声鹤唳,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值守发热门诊或是预检分诊,便如上了战场,因为不知道哪一位来就医的病人可能携带着病毒“炸弹”。偏偏在我值守发热门诊时碰到了一例“疑似病例”,按要求生生被隔离了一周,弄得家里人忧心忡忡,食不甘味、寝难安眠。直到那个病人被排除疑似,我才回家重见亲人。那过山车一般的心情起伏,犹如经历了生离死别一般。
如今,我算是“二线”行勤科室中层领导,每天参与行勤早会和领导班子会议,职务只是辅助性质,一般开会,我只噤声做会议记录。
上班后,责任使然,感控科的同事在早会上提起,“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院长便指示他们多加关注,提早防范。
一晃儿到了1月20日的早会,武汉的疫情已通报全国,叶副院长传达省卫健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要求立即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张院长随后部署工作:马上开启发热门诊,出诊医护人员二级防护,发热病人做好流调登记(流行病学调查),其他科室所有医务人员一律佩戴口罩上岗。
医务科、护理部、感控科等与防控相关的行勤部门领导记录了工作要求,马上分头去落实,剩下的领导班子成员继续开会,研究了一下节前安全检查之类的日常工作,还评价了上周五的本院春晚节目,气氛轻松愉悦。
下午,全院中层领导例会,强调节日期间医护保障和医疗安全、消防安全,也强调了疫情防控。当晚,早已提前买好机票的叶副院长飞往大连的儿子那里,去阖家团聚。他已经连续几年奉献了年假,作为呼吸内科专家,本来提出了退票“留守”,但院长说:“走吧,我替你值发热门诊。”
谁都没有想到,后面的防控形势发展得那么快。


1月21日早会交班,夜间总值班报告:预检分诊护士共导引6名体温高于37度5的患者前往发热门诊,其中2人拒绝佩戴口罩,家属也骂骂咧咧,嫌护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保安出面,才算把他们请出急诊科,送到了楼外隔离区的发热门诊。
院长指示:“无论多难,也要坚持预检分诊原则,对患者做好解释,防控工作千万不能大意,要外松内紧,以免引起社会恐慌。”
这时全院上下氛围还算好,医院计划春节时要在微信公号上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幸福安康,各科室工作之余,正群策群力、绞尽脑汁地拍拜年视频,有的科室为此还提前贴出春联。
我也出门去往江畔广场,想看看单位小年夜展出的花灯,是否像广告公司承诺的那样“闪亮全场艳压群芳”。临走前,我带上了刚刚给行勤科室派发的医用口罩,街上节日气氛浓烈,人流摩肩接踵,一派祥和喜庆,就算偶尔看见几个戴口罩的,也是防寒的,我脸上的淡蓝色,很是另类。
出了门就是药店,我走进去,又买了几样口罩,3M、N95、医用的,一样一大包。我还不知道20天前的乌鸦嘴一语成谶,只是想着就算预防感冒,储备点口罩也理所应当——周围都是买药的人,没见谁买口罩。
晚上,我在自己和老公的两个亲人群里,劝告大家勤洗手、多通风,少去公共场所,不得不去就戴上口罩,结果应者寥寥。从医院退休的大姑姐发了句:“莫怕,过度恐慌也降低免疫力。”70岁舅舅用语音说:“没事儿,抗‘非典’时我就没戴口罩,咱这疙瘩儿是风水宝地,‘非典’时都没有病人,这次也不会有。”
舅舅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朋友圈里我也瞧见了一些盲目乐观的“宝地赞”——“这辈子哪也不用去了,就在咱这儿混了!1998年洪水,咱这儿没事;2003年非典,咱这儿没事;2006年禽流感,咱这儿没事;2008年大地震,咱这儿没事;2013年H7N9,咱这儿还没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若论躲灾,咱这儿最强!”



2


1月22日刚好轮到我串休,开车回老家给过世的长辈们上坟,祭拜完毕已是下午,村里的亲戚招待吃饭。
刚上桌,同事微信里喊我:“主任,咱今天的活动发不发公号?”
我问:“今天都做啥了?”
她发来一些照片,小会议室的横屏、大会议室主席台的背景大屏、示教室的投影屏上分别写着会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培训”、“正确穿脱隔离服实战演练”。
我看得出来,小会议室是中层领导在开会,大会议室坐满了全院医生护士,演示教室组织实战演练的是护理部,连党员活动室里,部分非医学背景的党员都在学习《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照片里所有的同事们都戴着口罩,我暗暗吃了一惊:医院里竟然忙成了这样?
“请示院长了吗?”我问。
“上午还能看见院长,会议、培训、演练也都是各主管副院长组织的,下午所有领导就都不在了,说是开会去了。”
我给院长打电话请示,他说先缓缓。挂了电话,我才看见新闻上说,“截至昨晚24时,国家卫健委发布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已有440例,还有1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我不由脱口惊叹。
一桌子微醺的亲人纷纷嘲笑我小题大做:“14亿人才有400多得病的,算啥大事啊?”
隔行如隔山,我懒得浪费口舌,急道:“快点吃,我得赶紧回去!”
“急啥?好不容易聚一起喝点酒……”
连老公都瞪我:“你不是串休一天的吗?”
回程时天已经擦黑,行至半途,办公室主任电召:“姐,到家了吗?院长让你来开紧急会议。”
我说“1小时后能到”,他去请示后,又说“院长说你不用来了”。
放下电话,我在车里严正警告各位亲人必须马上采取防护措施,苦口婆心终于换来喏喏连声:“行行行,我们下车就去买口罩买消毒液,行了吧?”
进城后先将3个亲人撂下,还没等我们的车到家,他们的电话就又来了,都说口罩已经脱销,原本满不在乎的语气,变得紧张兮兮:“这可咋办呀?”


1月23日一大早,我就赶去医院参加早会。
院长说:“昨晚大家也听到区委书记表态了,无条件保障防控工作,已经拨款给咱院购置负压救护车、移动数字X光机和防护用品。特事特办,不走审批和招投标程序……”
我这才明白,原来昨晚的紧急会议,是区委书记亲自来督导部署工作。院长神情中透着兴奋,大家也互相交换着欣喜的眼神,谁都没有说破——太好了,要知道平时若想添置诊疗设备,就得争取财政拨款,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得如愿。
听着相关科室汇报工作进展,我才知道昨晚大家通宵达旦,已经将防控预案进一步细化,切合本院实际的制度、流程、操作指南已经出台。我暗自惭愧,散会后急忙回到办公室,开始自己的本职工作,撰写倡议书。
半小时后,我把《让党旗在防控前线高高飘扬》的短文发到党员群里,医院里65名党员纷纷响应:“冲上前线,义不容辞!”“哪里需要去哪里,时刻听从党召唤!”医院员工大群内,随即也出现了“春节期间随叫随到”的报名接龙,短短两小时,报名的就有300余人。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我们的医生护士平时可能也会斤斤计较,但在大事儿上真不含糊呀。
下午4点,医院再次临时召集中层领导开会,召集人只剩下孙副院长。
匆匆赶来的科主任、护士长们一落座就交流着手机新闻里已经增长到600多确诊病例和武汉封城的消息——大家都窃窃私语:我们虽然与武汉远隔几千公里,但如今的交通可比SARS时发达多了,又值春运,病毒传播起来,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人压低嗓音说:“知道吗?上午出发热门诊的王大夫和赵护士被隔离了,一个重庆回来过年的发热病人,高度疑似……”
立即有人惊呼:“我X,这下别想回家过年了!‘非典’时接触疑似病例的人被隔离了一周才放出来,这回要再(隔离)一周,正好过完大年初五。”
嘤嘤嗡嗡的议论充斥了会议室,孙副院长扯开嗓门喊:“都别说了,都听我说——院长们分头在市里、区里开会呢(市区同城),留我在家坐阵,他们现在听到有关医院的指示就打电话回来让我立即落实。下面我给大家分分工啊……”
我像以往开会一样,赶紧做记录,忽然听她说:“吕主任,按照上级要求,咱院凡是人流通道都要设预检分诊岗了,不只就诊病人,凡是进入医院的人员都要测温,体温超过37度的立即送往发热门诊筛查,一个也不能漏——这事儿你就抓起来吧!”
我下意识地反问:“预检分诊?”——其实我没有推脱的意思,只是以为自己听错了,毕竟,预检分诊原则上应该业务科室安排,而我现在只管行勤工作。
她大概因为我在抗拒,有点急头白脸:“现在大量工作都压给医务科,他们肯定是忙不过来了,不能再压担子了,你作为院领导,多分担一些吧,就这么定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意识到这不是辩白无关问题的时候,赶紧表态:“没问题,我责无旁贷!”
孙副院长继续按人头落实责任,领到任务的同事都留下来探讨工作细节。明天就是除夕,家在外地的医生、护士大都离院了,人手紧张是个大问题。
孙副院长说:“叶院看到网上报道就购买回程机票,现在正往回飞呢,还有医生感受到形势严峻,也主动退掉了回老家的机票、车票。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放弃休假回到岗位的。”



3


散会时已近晚上6点,我赶紧要来一份全院员工名单,以行勤科室为主,安排预检分诊岗——毕竟,临床科室在日常救护之外还要轮值发热门诊,行勤可以暂时放下其他工作,临床却不能放下其他患者。
行勤员工只有40多人,还要把医务科、护理部、感控科这些时时领导防控工作的科室刨除在外。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医院保留2条通道,每天3班、每班2人,各8小时轮流值守,初四开大门诊,多加1条通道,初七正常上班,通道会增加到5条……我脑筋高速飞转,里面的算盘劈啪作响——要平衡每人值班数量,每个人的班次不能过密,要避免与各自的节日带班相冲突,要把除夕年夜饭的时段留给自己,还要带头多值班。
刚有点思路,张院长和两位副院长各自从市里和区里的会议返回,立即又要碰头,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
晚上8点,办公室买来泡面、榨菜,大家边吃边说,布置完,各自端着碗面回办公室分头工作。外联部主任见我还在排班,主动提出,帮我把预检分诊岗位的防护用品领出来、发下去。老公和儿子先后打电话过来,我挂断改成静音,匆匆在微信上告知:“加班,勿扰。”
一个半小时后,我把排班表发到行勤的工作群,要求大家“立即回复,无复电扰”。不到5分钟,群里一串“OK”的手势,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我长出一口气,捶打着酸痛的肩膀在走廊里踱步,各个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踱到院长办公室门口,埋头打字的他瞧见我,顺口问:“吕姐,吃了吗?”
“吃了。我的工作完成了,可以走吗?”
“走吧,好好歇下,硬仗还在后面呢。”他说。


到家停车进库,手机屏亮了。接起来,一个朋友问:“听说你们医院发现这病了?”
“没有,1例疑似,已经排除了。”我说。
这得感谢现在的诊疗技术,真是比SARS那年先进多了。有了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地级市已经可以自行检测(确诊首例还需国家认证)。下午我们提到的那例疑似病例,刚刚上报,疾控中心就来进行咽拭子取样检测,才4个多小时,结果就出来了:阴性。
当然,隔天还要做核酸检测再行确诊,但结合其他诊查结果,已经能够排除新冠肺炎。那两个被隔离的同事,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外面都在传有这病了,真是吓死了。”朋友心有余悸。
边上楼边翻手机,居然20多个未接来电,估计全问这事儿的。一进屋,我立即群发消息:二院目前没有疑似病例。
老公过来问长问短,得知我要轮值预检分诊岗,立即火冒三丈:“你刚刚手术几天啊?还没能正常吃饭呢!吃不好饭就没有抵抗力你不知道啊?不要命了?”
一周前,我做掉了胃里和肠道里的十几个小息肉,为了省事儿省钱,走的同事的后门儿。操作的医生没让我住院已经违反了常规,除了喋喋不休叮嘱注意事项,还让我保密。术后赶上周末,躺了两天,隐隐的胃痛和腹痛就消失了,但一吃饭胃里就不舒服,所以一直顿顿喝粥。老公气得打电话跟儿子告状,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儿媳立即回家加入声讨队伍。
我打开单位的微信群:“看看,大家都要往前冲,我能退后一步说我不行?”
他们仨轮流看了看群消息,都不吭气了。
临睡前又刷了会儿手机,小区群里的邻居们正七嘴八舌议论,又有消息灵通的发语音说:“二院今天确诊了1个新冠肺炎,已经被救护车送往省里了……谁跟他喝酒了还不得遭殃啊?喝酒那人的邻居、朋友、同事啥的,也保不齐得染上,这要人传人传下去,太XX吓人了!”
我赶紧辟谣:“我就在二院工作,二院没有确诊病人!”
“真的假的呀?”群里飘起一片问号,不仅质疑我信息的可靠性,还质疑起我的身份。我累得懒得理他们,搜了一个“危难时刻莫信谣莫传谣”的文章发了回去。结果,群里一片骂声,说我“显大眼儿”。



4


除夕一大早,我便被鞭炮声惊醒。人在被窝里心下稍微犹豫:今天下午要值预检分诊岗,上午就歇了吧?又一转念,不成,自己不只是值班者,还得把值班的事儿抓起来。
按正常上班时间抵达医院,急诊进门处已经摆好了预检分诊台。两位穿戴得看不出庐山真面目的同事站在桌后,其中一人促狭地喊我:“同志您好,请您配合测一下体温!”
我凑过去笑问:“缺啥少啥吗?千万注意个人防护。”
“两箱子手术衣和帽子手套都在保卫科呢,告诉我们每人1件手术衣,要重复使用,口罩也不能4小时一换——这也不符合防护规定啊?”一人指了指身后空空的房间。
“没办法,防护用品短缺,器械科昨晚联系供应商都说没货。现在没有疑似病人,只能先这样对付着,有疑似了,再按二级标准防护。”我解释。
“口罩只有3包,要是按流程检出发热病人就给戴口罩,连同陪护也得给,不知能用多长时间。”她又说。
我一听,急了:“怎么会只有3包?昨天领了10包200个,外联部帮着送到保卫科的,怎么会一夜用掉140个?”
同事也急了:“这我可不知道啊,我也是刚来,夜班保安就交给我3包!”
她边说边走进屋内,示意我跟她清点,然后又是一声惊叫:“咦,这一会儿功夫怎么就剩两包了?”
我俩把两大箱东西全掏了出来,再一一清点放回——没错,97件隔离衣、帽,97副乳胶手套,2瓶手消毒凝胶,2包医用外科口罩,其中有包还是拆开的,少了3个——是昨晚保安和今晨两个值班同事用掉的。
同事气得大骂:“谁这么不要脸?转身的功夫就偷走了1包?”
保安听见,在门口探了下头:“我这接了班儿刚要去巡视呢,我可没看见啊!”见我沉着脸,又小心翼翼道:“咱们这屋门总开着,人来人往的,不定谁路过看见口罩了,现在口罩可是紧俏货。”
防火防盗的保卫科居然让自己的值班室大敞四开——我忍了又忍,才没提“调取监控”。保安都是外聘的,也不归我管,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了。但我自己心里堵得慌:昨晚想这想那,咋就没想到设计一下交接班方案?亡羊补牢吧!得马上领取足够假期用的口罩。
给器械科主任打电话,他说他正跟库管一起忙活呢。一听说是给预检分诊岗调拨口罩,立马拒绝:“不能再领了,昨天刚领走200个,怎么还来要?口罩库存不多,采购又进不来,都给你了,别人怎么办?都像你那样,两天就没有用的了。”
“我哪样了?”我有点气急败坏——听他语气,分明怀疑我监守自盗。我明白,肯定是有人监守自盗,但我没证据,也不敢乱说。
器械科主任忙活着给别人发东西,不搭理我。我恨恨地站在旁边生了会儿闷气,见他一边发物品一边解释防护用品短缺、叮嘱大家别浪费,又释然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该要的、不该要的都来找他,他能不急?
错就错在我没经验。
回办公室,设计了一份清晰明确、一目了然的物品交接班表格,然后就去找院长,想检讨昨晚的疏忽,请他协调一下,再去请领口罩。走到半路,器械科主任忽然截住我,塞过来一个大包:“200个啊,这回你可看好喽。”
这么快给我平反昭雪?见我冲他翻白眼,他略带窘迫地笑:“这一天天的,翻蹄撩掌干嘴仗!就为了当个好管家,人都让我得罪光了!”
我立马消了气儿,也笑:“是我没管好——这回,我每岗只发20个,多余的都收起来,让各班用1个就记1个消耗,交接班认双签字,哪班少了哪班负责。”
“20个?”他睁大眼睛,“那你还过不过年了?随时过来给补充啊?”
“补充呗,随叫随到!昨晚就不该放外面那么多。”
“你这是矫枉过正。”
正说着,刚才清点口罩的同事的电话打过来了:“主任,你说奇不奇?刚丢的那包口罩又回来了!”
愣了一下,我调侃:“真奇!疫情一来,口罩都长翅膀了!”



5


忙活到中午,回家躺了会儿。老公去陪我老爹打麻将了,儿子儿媳被我撵到了亲家那里,并叮嘱他们近期不许回家。万一小城“沦陷”,我就是危险的传染源,都要在家自我隔离。
下午回医院接班,在住院大楼进门处值守。白服之外套上一层一次性手术衣,戴好帽子、口罩、手套。
大过年的,人流明显减少。室外气温零下15度,是一天里最暖和的时段。进来的人带着寒气,体温枪不能对着脑门,得让人挽起袖子,测量衣袖遮盖的前臂内侧。即便这样,温枪有时也显示温度过低,只能让人等一会儿,暖和暖和再测。我们客气了再客气,一直担心像前几天晚上急诊预检报告的那样不被病人理解。
进来的人看见武装到头发丝的我们,多是一怔,但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待招呼就走过来,隔着桌子微微探进身体,主动把额头迎向“枪口”,让挽袖口就挽袖口,让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大都非常配合——形势一紧张,老百姓的思想觉悟明显提升,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医闹也会明显减少。有陪护的人反复进出,测过了也主动再测:“我害怕呀,这要得上了可咋整?”
下午三四点钟,外面鞭炮声开始此起彼伏——小城风俗,年夜饭之前要放一挂鞭炮。这会儿,医院里来往的人更少了,好几个拎着饭盒给住院家属送饭的,都张罗给我们留点吃的:“这大过年,你们可真不容易呀。”当然不能收,但心里暖乎乎的。
老公和儿子分别打来电话,要给我送饭。我急了:“我说过的话你们不懂啊?还敢再提来医院?”
“那你吃啥?”
“早吃过了,医院有值班饭,饺子。”我没敢说是泡面,因为饺子按人头分,我忘了跟总值班报备。
他俩各自吃完一顿年夜饭,又“赶场”去大伯哥家团圆,老公的兄弟姐妹见我没去,又纷纷电扰:“不是俩人值班吗?轮换着回来喝点呗?”
“不去了。”我半开玩笑,“别说不敢脱岗,就算能去,日后你们有个头疼脑热,我不就成了罪魁祸首?”
那边一声长叹:“唉,这个病毒,把好好的年毒得稀碎!”


大年初一,早起在家随便扒拉了点吃的,我便匆匆赶到医院,给各岗位补充防护用品。
院长说:政府正在协调物资保障,我们与俄罗斯一江之隔,不少从事边贸的商家已经伸出援手,正在与俄方企业接洽,特事特办,应该很快就能开通口岸、进来防护物资,若再有疑似病例,一定要按国家感控标准进行防护——上岗1次更换一次隔离服,4个小时换一次口罩。
医务科的门开着,年轻的科主任正在吃泡面火腿肠,桌边支着一张行军床。
“没回家啊?”我招呼。
“不敢回啊。诊疗方案一直在变,第二版刚学完,这又更新到第三版了,我得赶紧组织医生护士学习。市、区两级防控领导小组也在不断发布指示,还得一一贯彻落实。”
诊疗方案有变化是正常的,什么疾病都得有认知过程,国家卫健委正组织专家根据前线救治经验不断修订,也让紧张兮兮的、不懂医学到老百姓恐慌。有朋友在朋友圈感慨:“终于知道非典那年我为啥不害怕了,没有微信啊!这一开手机,小心脏立马扑通扑通心动过速!”我想想,也有几分道理,SARS时我们医院有过疑似病例,但在电视新闻公布官方消息之前,别说普通市民,医院相关科室之外的同事都不太了解情况。
这次疫情来得急,医院防护用品的储备量本来就少,消耗又很大,谁也没想到后续采购会是这种局面。口腔科和耳鼻喉科医生都在群里吐槽:没有护目镜,万一拔牙、做喉镜时碰上潜伏期的患者,就惨了;影像科的医生们立即根据视频,学习制作了一批防护面罩:废旧X光片剪裁后安上帽沿,能遮盖大半张脸。这些简陋的东西发给相关科室,很好地解决了缺少护目镜的问题。


同事们齐心协力想要打完这场硬仗,休假的人很少。
初二一大早,一张张以科室为单位的请战书送到了党办,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字、按了红手印。本应在2月1日退休的护理部主任还交了延迟退休申请,不少医生护士表示,必要时可以驰援武汉。
就像恐慌会互相传染一样,正能量也能互相激发。
院长指示医务科组织临床医生建立“轻症病人诊疗指导微信群”,通过微信平台告知市民:轻症患者可线上咨询获取诊疗方案,如非必要,别来医院就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二维码刚刚向社会公布,可自主添加的200个名额瞬间就用完了,我们很快又加开了两个群;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同事,还主动开通了心理疏导群。
这种快速的“线上应对”,SARS时期真是想都没得想。
区委书记来视察防控工作,进门就被“枪口”相对。他没生气,还竖起了大拇指:“做得好!”院领导急忙下楼引领,为他做好防护,后深入“前线”,边走边汇报工作。提到医护人员的请战之举,书记说:“好!非常时期,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
恰在这时,儿子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正在离市区百多公里外与邻县的交界处设卡,几个部门联合派车,交警负责拦停过往车辆,疾控人员监测乘客体温,公安人员防止被拦者闹事,森林警察检查载没载野生动物——我接起来,儿子张口就说:“妈你说区政府多抠门吧……”
我下意识地瞥了眼走在前面两步远的区委书记,他也正回头看我,我这才想起手机漏音,吓得立马挂断了电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我儿子的话。
儿子以为我信号不好,改发微信语音了,我把语音转换成文字,大概看明白了意思:“那面(指邻县)也设卡了,做得更绝,不是他们牌照的车,一律不让进”,可离检查点最近的加油站,就在进邻县10公里处,这边的车想去加油,那边咋说都不通融。检查点的小伙子们只好找区政府,要求送油,结果被批评“太费油了”。
“大冷天的我们连口热水都没有,零下20度,不轰着油门进车里暖和一会儿,冻死啊?两台车都熄火了,人都挤在另两台车里……”儿子的话听得我有些心疼。
但我顾不上搭理儿子,赶紧追随视察队伍。区委书记走到了住院部的预检分诊岗,又去了两个科室和发热门诊,一路走一路表扬医护人员。
书记刚走,有医生悄悄嘀咕:“他来检查什么呀?”
我瞪了他一眼:“不是来检查,这是来鼓舞人心的!”



6


就在大年初三,坏消息不期而至:省里确诊病例增加到21个,死亡1人。
当然,也有好消息:我们小城一共5个疑似病例,最后都被排除了,包括一名前来探亲的武汉人,只是普通流感。
但一个文件照片开始在小城人的微信里疯传,貌似某部门写的情况说明:某个老家在本地的武汉人带着妻子和岳父岳母,除夕那天到达,至今先后入住过两家宾馆和自己的父母家,目前正在市一院隔离。里面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所住地址精确到门牌号码。也不知道这文件是怎么泄露出来的。
不断有亲戚朋友电话相问我:“那个武汉人确诊了吗?”
院长与一院核实,谣言里所说就是那个人,正是已经解除隔离的普通感冒患者。他急忙通知我们广泛“发圈”:该人并非新冠肺炎,只是普通感冒。
不一会儿,朋友圈里,全城都在辟谣。
老家也开始封村了,表弟在亲人群告知大家别回去拜年了,“本村人都不让进了”,还配发了村长拿着大喇叭巡街的视频——村长一边走一边扯着脖子喊话:“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
舅舅就调侃说:“这不都网上贴出来的标语吗?这小子倒会活学活用。”


两天后,医务科发放《医院人员健康登记表》,要求我们上岗前、离岗时自测体温,填写有无呼吸道症状。几天的超负荷工作,一批同事陆续累病了,院长要求他们待岗休息,再缺人手,也不鼓励带病工作——很简单,带病工作的人最易“中招”。休假后从外地赶回来正居家隔离的医生护士,未经过疫区的,都解除隔离提前上岗,顶替倒下的人。
有同事笑称:“这就叫前仆后继……”
我说,就算是前仆后继,真的比“非典”时期科学多了。那年也是防控任务重,人手紧缺,好多医生护士身体不舒服也不吱声,轻伤不下火线,精神可嘉,但真的是提高了感染风险,幸亏是没有确诊病例。
晚上,省里已经确诊病例37例,疑似87例,又有毗邻的城市“沦陷”,全省只剩下4个城市“硕果仅存”。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了4个小人紧紧拥抱的图片,“F4要挺住啊,谁先放手谁是小狗儿”。可很快,“F4”变成了戴着口罩的海尔兄弟,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
尽管我们通过网上渠道提醒没有疫区接触史、仅有轻微感冒症状的人别来看病,避免感染风险,但来发热门诊就医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刚刚37度、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来了,还有人36度就自我感觉发烧了,恐慌带来的就诊人数比平时多了两三倍不止。
就在我们的防护物资“见底儿”、大家忧心如焚的时刻,大年初六傍晚,一个令医务人员振奋的消息传来:区政府从俄罗斯采购的大批防护物资,穿过冰封的大江,终于驶向了我们的口岸。


然而,2月2日一大早,还没看官方消息之前,我们就在工作群里看见了一院有确诊病例的消息。大家纷纷@院长,院长语音沉痛:“是真的,我已经跟一院核实过了。”
政府立即宣布:在公交停运的基础上,出租车也停运,大型超市限时营业。一时间,还在营业的市场、菜店、粮店、超市出现了抢购潮。还好小城民风淳朴,虽然物价略高于平时,但基本上是春节前就涨起来的,没有商家趁机哄抬物价。
政府反应也很迅速,一面派公安民警四处巡视疏散聚集的人流,一面通过各种媒体发出告示,让大家不要恐慌,“封路不封日用品物流渠道,绝对保证日常生活供应”。很快,大街上又开始人迹寥寥。
防控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医院也已经有了3名疑似患者。上海、武汉等地的前线医生也发布了有病人前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第三次却呈阳性的临床经验,大家心里的紧张无以复加。院内防控领导小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防控升级”——发热门诊医护开展诊疗操作时升级为“三级防护”,其他科室近距离诊查和可能接触病人体液的操作,也开始“三级防护”,在原来基础上,加戴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妇产科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迫在眉睫:其他病人可线上就医,产妇生孩子却不能隔离在家,而且孕产妇恰恰又是易感高危群体。一番研讨之后,产房已成“战区”,接待产妇如临大敌。
好在总有些感人的瞬间,让心底的暖流驱散阴郁的情绪。


2月3日一大早,一个口罩遮面的男人通过急诊门口的预检分诊岗之后,从怀里掏出一大包东西放在护士站工作台上,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护士打开一看,至少200个N95口罩,追出去,只看见急速前行的背影。不久,朋友圈里出现了他的背影照片——那是他在其他医院和一线岗位赠送口罩时被人拍下的。
中午,又有外卖机构联合某饭馆给我们送来了120份免费餐,让加班加点中以泡面充饥的医护人员吃上了热饭、喝上了热乎乎的奶茶。他们说今后会继续供餐到我们“赶跑”病毒为止,但院长婉拒了——医院毕竟是感染风险最大的地方,对方却说他们不怕。
当晚,政府发布了餐饮、快递禁止营业的公告,他们还颇为遗憾。
傍晚下班走在路上,以前会堵车的大街,现在无比空旷。回到小区,看见一群棉衣外面套着蓝马夹的身影——那都是本地的青年志愿者,此时,他们背着硕大的喷雾器,正逐个楼栋喷洒着消毒液。
看着这一幕幕,我忽然就想起了雪莱那句著名的诗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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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子 同 裳

谁无暴风劲雨时,

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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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5 03:52 PM |显示全部楼层

一线心理防疫师:我想拥抱每一个正经历痛苦的人丨人间

 黑特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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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医护人员看惯了生死离别,内心麻木了,也就不会再被同情心和情绪所困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配图 | Sipa图片社


前    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2



1


腊月二十九,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我的家乡生病了”,但很快就淹没在各种动态里,大家谈论着疫情和N95口罩,“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恐慌的情绪在传播”。
陈楠是一名全职心理咨询师,和朋友在上海的徐汇区开了一家工作室,几天前在父母的劝阻下,她取消了返乡计划。可怎么都放心不下,除夕夜又给家里打去了视频电话。
她最担心的是父亲。父亲原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万一不幸被感染,这些基础疾病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可父亲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只抱怨着封城后的菜价,“他是不想让我担心”。
通话持续了78分钟,父母反复叮嘱陈楠要加强防护。挂断前,看着父母的愁容,陈楠的视线又模糊了,想安慰几句,脑子却一时短路,悲伤和焦虑一齐涌上来,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不要出门”。
按下红色的挂断键,陈楠在床沿坐了整整一刻钟,等眼泪全干了,看了一下手机里的时间。庚子年就这么到了。


这些天,陈楠总是忍不住一直在回想着那座江城,伴她长大的地方,满满的全是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坐在那些老码头上,月夜下的江水就像母亲的手,抚慰着孩提时的梦。
“武汉人的‘过早’是天大的事情。”
“过早”在湖北方言里,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她最爱吃的早点,除了举国闻名的热干面,还有福庆和的牛肉粉。
大年初一那天,陈楠全副武装后,到小区附近的超市采购食品,街道行人稀少,“人们口罩上方的眼神充满了戒备”。回家开门的时候,住在楼上的阿婆正去底楼倒垃圾,见到陈楠还说∶“小姑娘,你的口罩太薄了。”陈楠朝阿婆点了点头。
跟随疫情而来的,还有恐慌。“恐慌的传播速度更快,因为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手机上接收到的一切信息都和疫情有关,家乡的医疗物资告急、爆发式增长的确诊病例,这些消息催生出了大量的负面情绪,犹如一大片看不见的雾霾,迫使每个人大口吸入。
“如果过量接收讯息,会加重焦虑和恐慌。”陈楠关闭了微信的朋友圈,又卸载了微博,到了下午干脆关了手机。一直到晚上8点,她才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慌忙打开手机——因为她督促过家人,每晚要报平安。
自己身在异乡,至亲远在疫区,恐惧和抑郁牢牢束缚住她,“‘医者不能自医’啊,哪怕是心理咨询师,也还是要面对自身的心理危机,这一点逃不掉也躲不过,但我还是有一些自我疏导的办法”。
陈楠在床上蜷缩着双腿,膝盖置于胸前,轻轻地搂住小腿,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言自语,我尝试着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温柔的语调,和自己交谈,来安抚自己。”十几分钟过后,她开始做“正念冥想”,“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减压的冥想方法,可以缓解内在的不良情绪。有人也许会把它想得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并不难,只需要10分钟就好。”
那晚9点,陈楠的搭档打来电话,两人终于有机会把这几日堵在内心的愁苦,悉数倾吐出来,电话那头,对方一直倾听,陪她哭泣,帮她疏通了内心的栓塞,“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良好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我和她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彼此的心理咨询师”。
此时的陈楠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选择“主动寻找”这样的痛苦。



2


一切都缘于一位长期咨客向她讲述的一段经历。
这位咨客在微信上向她求助,说眼下就像是战乱时刻。他在家把妻儿安顿好,戴上口罩,挤进超市的抢购狂潮,买足了一个礼拜的量。再扛着几个塞满的超大购物袋,跑去了附近的药店,这时口罩早已断货,只买到了2瓶酒精。
傍晚回到家,他只是在吃饭时咳嗽了一声,一旁念初中的女儿见状,就赶紧把身子往后一缩,紧蹙着眉头,用一种生硬的语气呵斥他∶“老爸,你离我远一点!不要传染给我。”
起初,他并不在意,埋头给女儿夹菜。可女儿却移开了碗,开始变本加厉起来,不断地责怪他:“明明已经提醒你出门务必要戴两个口罩,为什么最后还是只戴了一个?这种淡蓝色的一次性口罩那么单薄,带有病毒的飞沫能够轻易攻破,要是被感染了,不就害了全家?”
他心里有些委屈,因为现在口罩异常紧俏了,以前家里也就囤了一小包,他想为女儿多省一个。
晚上,他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女儿又走过来问他∶“老爸,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洗手了吗?”
“肯定洗了啊,不洗手怎么吃饭?”他反问女儿。可女儿还是不依不饶,反复追问他到底有没有洗手,他被问得烦了,面带愠怒地说了声“洗了洗了”。
“老爸你这个态度就是心虚,绝对没有洗。”女儿嫌弃地看着他。
“好,既然你说我没洗手,那我现在就再去洗一遍。” 
“你现在洗手还有什么用?说不定已经把病毒传给我了。”女儿瞪了他一眼,转身跑进书房里,“砰”的一声摔了房门。
他冲进屋把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一听见哭声,妻子赶忙把他拽了出来,帮着女儿数落他∶“你平常说最心疼女儿,今天怎么又舍得朝她身上撒气了?”
“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他说,当今疫情肆虐,自己孤身在外冲锋陷阵,跟别人比赛抢购物资,可是当他回到家,面对至亲这种挑剔又冷漠的态度,令他感到心寒。
“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微信上说了这么多,真的打扰你了。”咨客半开着玩笑,“说这些要收费吗?”
看到这句话,陈楠只得故作轻松地说,当下是特殊时期,这种情况要特殊处理,而且是老顾客,应当免费“义诊”,随后对他做了一番劝导。


很快,又有一位朋友给她留言说,自己在1月13号从湖北回到北京的住宅,疫情爆发后,“湖北人”成为身上撕扯不掉的耻辱标记,加上自身敏感程度较高,加剧了内心的痛楚,“朋友是一个善于‘自我觉察’的人,当时我在劝慰他的时候,会让他把一些感受,尽量详细地描述出来,去做一个‘澄清’,他说那种遭人冷眼和嫌弃的滋味,就像作家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
“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痛苦。”
从那时起,陈楠开始关心身边朋友的遭遇:有个闺蜜在通话中对着男友痛哭,可对方只觉得愁烦,跟她谈了分手;有同学在朋友圈里开和疫情相关的玩笑,却被共同好友批评“不合时宜”……
在疫情的重压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然就变得冷漠和疏离,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敏感的人变得更加敏感,过去埋下的痛苦的种子,就在此时生根发芽。
陈楠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哪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至少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3


在成为心理援助志愿者之前,陈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蓝黄相间的图片,黄框里是一串027开头的电话号码。
这张图片出自人民日报在1月24日发表的微博∶武汉市民在出现严重心理危机时,可以拨打这条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
“027-85844666。”这串号码陈楠背得很熟练,“原先这也叫武汉心理医院‘心心语’热线”。
在汇总了相关信息后,陈楠意识到一个问题——
国内设立的心理援助公益热线,其中湖北省仅占6条(数据截止到1月26日),分别是武汉、宜昌、襄阳、随州、十堰和孝感,而且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21点。此外的11个小时,对那些遇到心理危机的人而言,是一段危险的空档期,再加上热线资源有限,最需要的人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施助。
1月27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是4515例,相比于病例快速增长的1月24日,翻了近3倍,湖北省确诊1291例,其中武汉892例,同样暴增的还有恐慌的情绪。
就在同一天,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其中一线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被列为干预的第一级人群,第二级干预人群为轻症患者,第三级人群则是与第一、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事、朋友以及参与后方救援的志愿者,“这三个级别的人群也是我们优先施助的对象”。
当天下午,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楠加了一名心理志愿者组织的审查员,接受资格审查后,很快被拉入了“心理援助联络群”。群内的成员都属于行业领域的“精兵强将”,绝大部分都持有二级咨询师资格证,有些人还具有丰富的现场心理急救经验。
援助群实行24小时值班制,最初,陈楠被安排的值班时间是晚9点到早7点。值班期间,她就一直在群里等待分派咨询任务。


“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面临心理危机。”
一名呼吸科医生告诉陈楠,那天在他们竭力救治了很久之后,病人还是走了。这位医生心里很歉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尽力了,在病床被推走的那一刻,他很想鞠个躬,可时间根本不允许,他只能立马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当晚,这位医生入睡很困难,想哭却不能出声。医护们真正有效休息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还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越强迫自己入眠,就越适得其反。脑海里担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医生开始害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顶梁柱就垮了,他更忧心在这个危急关头,家人会不会出现状况。
“人在面对重大威胁的时候,身心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反应,这也就是应激反应,这位咨询者就是急性应激反应。说到应激反应,它有警觉期、抵抗期和衰竭期这三个阶段。其中抵抗期也是心理干预的重点时间,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医护工作者,应激程度已经到了中度到重度,严重影响了工作才来求助。
“白衣战士也是血肉之躯,都有自己的软肋和痛楚,当时我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每天盘点自己认为做得好的地方,第二个是增强他自己的社会支持,多和自己的伙伴待在一块,绝对不要互相指责。”
从成为“心理咨询志愿者”的这一天开始,繁重的咨询任务也给陈楠自己带来了挑战,有时候值夜班,身心疲惫,很容易被咨询者的负面情绪蓦然攫住,对自身造成“替代性创伤”。
她曾在凌晨1点半,为一位患者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这位咨询者的亲人当前属于重症,只能干着急,家里的几个人都已经情绪崩溃,陈楠陪着对方哭泣,在结束咨询后,她的眼泪依旧止不住,“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所幸群里一位来自湖南的咨询师,为她提供了帮助,而此前陈楠自己系统地学习过心理急救,这在后来很多关键时刻也派上了用场。



4


每天中午,陈楠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丁香园的全国疫情实时动态,面对那只“流血的大公鸡”,她的家乡就挤在中间那一块,已经红得发黑,又像是在结痂。
2月1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1791例,湖北省7153例。陈楠打了一通电话,刚喊了声“老特老俩”,“鼻子就进醋了”。这个时候,连讲一口武汉话,也让人心酸。
当晚11:45,她接到一个咨询任务。咨询者是一名医生,说自己“快要撑不住了”,对方的声音嘶哑,听上去像刚在噩梦中惊醒。
这名医生说,他现在正准备休息,但最近这几天,无论身处何地,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还奋战在隔离病区,即便是换了衣服,依然觉得自己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N95和透明面罩,眼前所有真实的场景都被医院的病房所取代,这种画面让他感到异常压抑,时常还会伴有心悸和恶心的躯体化症状。
陈楠很快意识到,这位医生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在病区里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精神压力过大,情绪无处宣泄,对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打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抽离感。此时需要立即采用心理急救,才能帮助这位医生摆脱焦虑的困扰,恢复平静。
在陈楠评估完,进一步去询问的时候,由于通话质量不佳,对方一直反复地喊“喂”。她保持着平静柔和的语调∶“能听见我的声音吗?”直到对方确认后,陈楠才开始“急救”。
“我当时听到他的语速非常快,就请他先试着把呼吸和语速都放慢下来,第一遍他做的不是很好,到了第二遍就好一些了。接着我让他来描述一下眼前看到的场景,比如脚下的地面是什么样的,身边的环境是什么,现在自己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陈楠之所以让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来,是暂时让他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现实环境重新建立联系。
对方的声音略显发颤,断断续续地描述完面前的窗户后,询问他做的是否正确,在陈楠的鼓励下,他再描述下一个事物。
“你做的很好。现在拍几下自己的膝盖,用膝盖去感受一下被拍击的感觉。”陈楠对他说。
接下来,陈楠教对方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自己的呼吸上。然而,就在急救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电话突然被对方挂断了,通话时长仅持续了25分钟。
陈楠立即回拨过去,对方表达了歉意,说自己刚才接到新任务,要赶快过去,只能下次再来。
陈楠赶紧嘱咐他∶“这几天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多和同伴待在一块。”
接着,双方都像在抢时间一样,挂了电话。面对咨询中出现的这种突发状况,陈楠有些担忧∶“这种心理急救是一次性的干预,主要是帮助他自助,接下来他要依靠自己去改善情绪。”


等到1:15分,陈楠又和另一位咨询者通了电话。刚接听时,对方停顿了1分钟,只发出隐隐的抽泣声,像是刚哭过。陈楠没有反复喊“喂”来确认,试着用温柔的语调去安抚对方,提醒她“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对方哭了好几分钟,陈楠一直耐心地陪着她,“疫情来临时,人的孤独感会很强烈,更需要和他人产生联接,这时候的倾听和陪伴就非常重要”。
这位咨询者是一名驰援武汉的护士,尽管在年初一出发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以及压抑的环境,远超出预料,让她濒临崩溃,时常有一种窒息感。
“很多人以为,医护人员看惯了生死离别,内心麻木了,也就不会再被同情心和情绪所困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难得有了片刻休憩,这位护士却辗转难眠,她想念着自己5岁的孩子。离家之前,她哄骗孩子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很快就会回来,嘱咐他要乖,要听爸爸的话。孩子拉着她的手,嘱咐她要快点回来。可是这样一想,心里那道阀门猛然转开,泪水决堤了,她生怕影响到其他人,就孤身跑出楼外,痛哭了一场。
听完护士的倾诉,陈楠用她自己的话复述了一遍,好让咨询者感到自己是“被理解和被关怀的”。接下来,她又让对方尝试着做起“认知调整”, 疏通负面情绪,并为长期的疫情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电话那头的人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也终于变得平和起来。
“这些咨询者陷在疫情风暴中,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重压,一直在应激状态中,会有耗竭感,变得绝望和无助,他们需要休息,也需要被关怀”。



5


“一线的医护人员全天都是分秒必抢,如果产生了心理危机,他们真的能抽出时间寻求援助吗?”这是陈楠自己对自己抛出的问题。
在新闻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疲乏得只能就地躺下,一名急救人员把头倚在救护车厢,闭眼歇几分钟,“他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平常会抓紧机会休息,有时候希望他们在遭遇危机时,能抽出一小部分时间留给自己,但是这做起来非常困难”。
在陈楠目前援助的医护人员中,普遍都有睡眠不足的困扰,大部分出现了愤怒、麻木、悲伤、抑郁、自责和心理疲劳这些表现。
面对救治无效时,他们常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同时家庭方面也在无形中对自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陈楠当前的目标,已不仅是为求助者提供心理疏导了,而是在一线施救者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指导他们学会心理自助——
譬如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过《现场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1),“这本指南放到7年后的今天,对大多数医务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份很好的指导建议”。
还有这张SQR-20心理健康自评问卷,也可以用来先做一番自我筛查,“群里的朋友把这张自测表做成了小程序,题目做起来很快,最多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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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卫组织心理健康测评问卷(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所接触的咨询者中,绝大部分还是受到疫情影响的普通群众。“这是让人理解的。虽然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心理干预指导原则》里,普通群众被划到第四级人群,但这个人群的基数更大,不应该被忽视。

比如,一位咨询者曾对陈楠坦言:“这次疫情把我的强迫症加重了。”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几个月,这位咨询者在精神卫生医院被确诊患有强迫症。
在当前严峻的肺炎疫情下,这位咨询者认为自己有十分严重的“恐冠”,担忧自己不慎感染上新冠病毒,于是做出了一系列看似荒诞的强迫行为——
春节期间,他发现自己洗手的次数变多了,从原来的一两遍增加到了六七遍。直到后来,他把自己的整双手搓得通红,擦干后,再用酒精喷雾反复喷涂。
出门倒垃圾时,他戴了3只口罩。调整鼻夹的位置时,当大拇指外侧碰触到脸颊,他瞬间就被恐惧和焦虑控制住,怀疑拇指上有残留的病毒。回家后,他惊慌地埋在洗手台里面,用清水一遍遍冲刷着脸庞,接着用镊子夹住酒精棉球,使劲搓着他刚才碰到的地方。
在陈楠看来,这种强迫行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缓解内在的焦虑。也正因为如此,强迫行为具有高度的成瘾性。
而当前的疫情对于这种有“精神癌症”之称的疾病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它让咨询者感到“异常痛苦”。
因为这位患者的家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只告诉他“不要多想”。
在疏导方面,陈楠引导这位咨询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用正面的想法去替代原先的想法,在强迫的想法偷袭时,提醒自己这是错误的念头,也可以尝试着转移注意力。比如,向自己描述眼前的事物,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此外,陈楠还嘱咐咨询者要坚持服用先前配的药物。
“想法在大脑里可以不断生成,这一点比病毒还要强大。我反复跟他强调,‘无物常驻,万物皆流’,强迫观念来临的时候,让它自然走过去,还可以用正念呼吸法,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试着把呼吸的速度放缓,还可以采用肌肉放松法,感受肌肉紧张之后,瞬间放松的那种温暖舒畅的感觉,适合舒缓身心,也适合容易焦虑的人群。”


同时,在这个第四级人群中,有三类人群的心理问题也非常急迫,分别是老人、孕妇和儿童,即便咨询任务重,陈楠也会优先施助。
2月3日的深夜,一位咨询者向她求助,是代自己的父亲咨询的。老人今年73岁,平常爱去附近的广场遛弯,或者坐在一棵古树下吹奏黑笛。现在爆发的疫情打破了这段安详的时光,老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窗户发呆。
最初,孩子并未在意,以为父亲是“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关在家中,只不过有点儿无聊而已。后来他察觉到父亲经常闷闷不乐,变得不爱说话,突然想到母亲是在2003年的春天去世的。
尽管母亲并非SARS患者,但现在危急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免让老人触景伤情。晚饭时,孩子细细追问父亲,果真如此。
前一天晚上的深夜,老人打开灯,拿出了他和亡妻在动荡时期的旧相片,用干净的白布擦了一遍又一遍。他的这种抑郁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
由于老人的听力不太好,咨询者充当着“二传手”,在老人和陈楠之间传递关键信息,“我跟咨询者建议,让老人在家中做一点别的事情,吹一吹笛子,也可以让老人把过去的故事倾吐,倾吐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同时也劝他没事要多跟老人讲话,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心理支持。”
与此同时,陈楠对居家隔离的人群也给出了她的建议。非典时期,台湾“心理健康行动联盟”编写的《SARS安心手册》(2)非常适用于调适自身的心理状态,例如:罗列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成“To do”清单来逐步实行;每天接收新闻信息的时长控制在1小时以内,避免信息过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天,陈楠给我说,1月底,陈楠的父亲阳台边上,常听见其他居民在集体合唱。仔细一听,是《我和我的祖国》。
当父亲听到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霎时就忍不住,眼睛一下变花了,泪水为他洗了把脸。如果不是母亲怕他被感染,拼命阻拦,父亲实在想加入到“阳台大合唱”的队伍里,把封城隔离后的惊恐和憋闷,痛快地宣泄出来。
“老特变得好感性。”陈楠笑着和母亲调侃,把母亲逗笑了。可电话这一头,陈楠自己的眼睛也泛起了泪花。



后记


“有一次在咨询的尾声,一位咨询者告诉我,居家隔离的几天,在电视屏幕里看到的每个人,他都想去拥抱。”
陈楠说,这句话对她的触动很大。心理援助就是修通情感的断桥,帮助对方挣脱出心理危机的黑色漩涡。
那些看不见光的幽暗时刻,人们不再是“抑郁和哀悼”,于彼此的扶助中擦出温热的火光。时至今日,陈楠依然有着执念:总有一天她会回家,和亲人们拥抱、“过早”。
(受访者为化名)


编者注:

(1)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现场工作心理急救指南》,https://www.who.int/mental_healt ... e_field_workers/zh/

(2)简单心理,2020年1月22日,《肺炎恐慌下,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https://mp.weixin.qq.com/s/b_Ce-2jpG3Wt6DpIYNd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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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5 03:55 PM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情人节,妻子在武汉,我在被隔离丨人间

 咸鱼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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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武汉这边的同事说,每年的3到4月,这里的樱花开得非常漂亮,到时我们一起来看樱花啊?”

“一定一定!”



配图 | golo


前    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3



陈鑫是我的同事,2009年,我俩先后从中心派出所调到刑侦大队。
他的妻子是省里一所著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疫情来临,奋战在城市安防一线的陈鑫,把妻子送上了驰援武汉的车。



1


1月21日中午收到妻子发来的微信时,陈鑫一时有点不敢相信。
先是一张通知截图:“接上级通知,我院重症监护室需抽调5名技术熟练、素质过硬的护士人员前往武汉抗击疫情,有意愿者可往护士长处报名。”
紧跟着就是妻子说的:“我想报名参加。”
陈鑫看了看时间,快1点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专案会了,这信息该怎么回?
离除夕只有2天了,虽然人可以放假,但案子却不能“放假”。在全国扫黑除恶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这一年,作为重案中队中队长的陈鑫一直马不停蹄,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同时,还兼负着命案积案的侦破工作。
临近春节,专案组又召集全部相关人员开会,一来讨论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二来也给专案民警排个春节的班——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假期中,陈鑫能有2天休息就不错了。收到妻子的信息前,他心里满满计划的都是该怎么利用好这宝贵的休假时间。眼下,却全部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几天,街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妻子加班时间也明显越来越长了。
虽然一切尚无定论,但会议中,已经有同事戴上口罩了。散会后,陈鑫再次打开手机时,看到妻子又发来了一张图,那是一张“请战书”,落款人是妻子的名字,名字上面还有上一枚鲜红的手印—— 已经如此了,还是支持一下妻子吧,不然怎么办呢,请战书都写好了。
很快,妻子又发来了一条信息:“崽崽怎么办?”
是啊,家里还有两个崽啊。



2


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好丈夫?结婚后的陈鑫偶尔也会想这个问题。
妻子是同学介绍认识的,在一起谈了1年多恋爱,2010年4月结了婚。要说两人最相配的地方,就是彼此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经常加班。当然,这也是两个人工作性质决定的。
陈鑫结婚时觉得自己尤其幸运,找了一个护士,“警察与护士,绝配,都是救人嘛!”那时,他还对我们打趣说:“护士多好,有护理经验,这下生崽和带崽都有人包了。而且自己是医院的,生崽时也不用托人找关系弄床位了。”
结果等到他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还真是妻子自己去找的床位。
那是2017年6月的一天,下着大雨。陈鑫当时主办了一起恶性抢劫案,等完成抓捕再看手机时,已是早上8点——更要命的是,手机上有妻子打来的无数个未接来电。他这才想起来,前一天晚上搞审讯时,为了避免打扰,把手机设置成了静音,结果忘记改回来。
再看微信,战战兢兢地点开妻子留下的几条语音,第一句就是一阵厉声的咒骂:“崽就快要生了,还找不到你人,你干脆死在外面得了!”
算一算,妻子的预产期就是这两天,爸妈正好回了乡下,只有妻子和大崽在家。陈鑫顿时冒出一额头的冷汗,再点下一条语音时,尽管依旧是咒骂,但他多少安定了一点:“你听到后,赶快到**医院来,我和崽都在医院。”
“我老婆要生崽了,你们把人押回队里去,注意安全。”陈鑫转头对着其他兄弟喊了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跳进车里出发了。当时他心里还庆幸了一下:“幸好这次是开着自己的车,这恐怕是‘私车公用’唯一的福利了。”
赶到医院,找到妻子的病房,推门就看见妻子好好的躺在床上,大崽坐在一旁看着电视,陈鑫的心里才安定了下来。妻子见到他,连声发问:“你还要崽不?你还要老婆不?”
原来今天早上7点多,妻子起床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自己破水了。一般来讲,孩子要生了的话,先是“见红”,如果已经破了水,产妇就必须平躺,并立刻入院,且不能再乱活动了,不然羊水流失太多,胎儿就危险了。
虽然妻子是护士,没有那么慌张,而且待产的物品也已准备妥当,可当时家里除了个不到7岁的小孩,就只有妻子自己一个人,难免诸多不便。打陈鑫的电话,拨通了没人接,一直打,一直没人接。想着叫辆“滴滴”,但此刻正值上班早高峰,怎么也叫不到车——妻子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挣扎着拖着东西、牵着孩子去路边等的士吧?
最后没别的办法,妻子打电话给了同事,还是同事开着车将母子二人接到了医院。安排床位、挂号、缴费都是同事帮忙处理的。第二天上午,孩子就出生了。
“看来自己真不算个好丈夫。”每次说起这件事,陈鑫都是满脸愧疚。但我知道,他的妻子也是理解他的——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望他妻子时,她只是和我们教导员开玩笑说:“您看陈鑫是不是该挨处分?老婆都要生崽了,他还在办案,典型的要工作不要崽咧!”



3


对于陈鑫而言,懂得妻子工作的重担,还是被妻子拉着一起看了《急诊室的故事》之后的事了。在妻子工作的重症监护室里,一条条生命就摆在那,只能竭尽全力地去救。
“今天的夜班如同往常一样,琐碎而繁重。上药、记录病情数据、查看呼吸机,甚至还要与有意识的病人说说话,一个晚上下来几乎没有合眼。这里每一个病人都病情严重,真心不敢马虎,此时我的脑袋也有些炸炸的作痛,多坚持一下,也许就在下一秒,病人身上就会产生奇迹。”看着妻子的朋友圈,陈鑫一脸酸楚。
他隐约感觉到,中午发微信给自己的时候,妻子心里应该是有些害怕的——疫情的严重性日渐显现,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消息也开始传来——只是妻子没对他说罢了。
就像曾经,自己遇到危险,除非受了明显的外伤,实在瞒不住了,不然也不会向妻子提起一样。
谁都是血肉之躯。虽然经常在办案一线冲锋陷阵,但说没感到害怕,那是假的。这么多年来,真正让陈鑫感觉到害怕的时刻,也发生过两回。
一次是2010年,他刚进刑侦队不到1年。案件起因是一起债务纠纷,一个自称“老叔”的人带着一伙人向对方要债时,双方发生冲突,没想老叔当场掏出手枪,“呯”地冲着屋内的一个皮沙发就是一枪。看着沙发上那个圆圆的弹孔,对方立刻被吓住了,乖乖地还了钱,并附上高额利息。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领导是高度重视,参与抓捕的成员一律带枪,主攻队员全穿了防弹衣。
老叔的落脚点在一个酒店,根据情报,人就带着2个马仔住在3楼的房间里。在确定嫌疑人还在房间后,根据分工,抓捕队员分别对酒店出入口、电梯口等地布置了人员,最后由大队长带着陈鑫他们5人一起来到了门外。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房门被迅速打开,3名队员持枪从不同的角度冲了进去:“全部抱头蹲下!”
陈鑫自己没有配枪,跟在大队长后面冲了进去。当时在房内有3人,其中2个年轻的马仔已经抱头蹲下,但是躺在床上的老叔突然一个翻身,手伸到枕头下想掏什么东西。陈鑫跃身一扑,直接压在老叔身上,伸手就抓住了他伸进枕头里的手,指尖瞬间感受到一阵金属的冰凉。一时间,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想着按住老叔的手。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听到同事一声厉喝“再不松手,就开枪了!”、被压在身下的老叔没有继续挣扎时,陈鑫才回过神来,从枕头下抓住一把“仿六四”。他迅速退出弹夹,拉开套筒,一颗金灿灿的子弹从枪内弹出——子弹居然上膛了。
事后陈鑫问老叔:“你当时会不会真的开枪?”老叔回答:“我绝对不敢开枪,我犯的罪不是死罪,如果我开枪的话,不被你们现场打死,也铁定会被判死刑,我没那么傻,我害怕死。”
但在抓捕的那一刻,谁都无法判断。


陈鑫后来一次害怕,是主办一起入室盗窃案。
当时他已经是中队长了,在获知该伙嫌疑人的落脚点后,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抓捕。前期侦查中,大家已确定这伙嫌疑人是一个成年人带着一群16、7岁的未成年人,因此抓捕时重点控制对象就是那个成年人,没有针对其他人员做专门布置。
破门很顺利,兄弟们很快就把屋内的人控制住,那个为首的成年嫌疑人也戴上了手铐,剩下的年纪不大的嫌疑人们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主要人员控制了,大家也相对放松了,但万万没想到,当一个队员在给一个小嫌疑人戴手铐时,那个小子居然从身后摸出一瓶催泪喷雾剂对着警员脸上喷。那个队员大叫一声,捂着脸倒在在了地上,陈鑫吓了一跳,马上将那个队员往厕所里拖,打开水龙头,让喷溅的水直冲那队员的脸。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呛人的味道,嫌疑人和队员们都被呛得直打喷嚏,双目泪流。陈鑫一边让那个队员继续冲洗,一边忍着气味带着弟兄们将嫌疑人全部押出屋子。安排好两个情况相对轻的队员看好嫌疑人后,陈鑫忍住难受再次冲进屋子,接了一大桶水,把厕所里的卫生纸全部抓了出来,让屋外的队员洗脸。接着,他也顾不上自己,再次跑进屋子,对着那个直接中招的兄弟喊道:“没事吧?”那个兄弟抬起头,两只眼睛仍是无法睁开,整个脸早已通红。
这种催泪喷雾剂陈鑫在警校的查缉战术课上体验过,当时也是在一个屋子里,教官从窗外喷进来催泪喷雾剂,那滋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此近距离的喷射,对眼睛造成的损伤可想而知。收队的路上,陈鑫带着这名队员先去了医院急诊,医生处理完,那名队员才勉强睁开了眼睛,但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陈鑫又带他去看了眼科,经检查没有问题时,陈鑫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审讯时问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穷乡僻野里出来、只有16岁的孩子说:“我们老大说了,不能被警察抓住,抓住了会被枪毙。我怕死的。”
后来,陈鑫每次见到那名队员脸上因催泪喷雾剂灼伤而长出的痂时,心里就万分难过。
民警执行抓捕时遇到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确,这份工作就要直面生死,用同事们的话说,一旦出了事,就是“黑白照片圈上一圈菊花,孤儿寡母、老父老母在灵堂上哭得撕心裂肺”。可是也正是因着这份害怕,陈鑫心里才会想着,不严厉打击罪犯,以后自己怎么放心让孩子出门?
想到这里,陈鑫也觉得,妻子应该和自己一样——如果不把疫情消灭,或许自己和孩子都会成为其中一个黑色的、冰冷的数字。也就是因为这份害怕,才选择要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吧。



4


“你最终还是同意她去了吧?”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全力支持!’——这是我当时给她的答复。”陈鑫很平静地回答。
那天当妻子回家时,满脸的思绪重重,陈鑫很明显就感觉到了。
一边是三天两头不在家的丈夫、两个小儿;一边是自己救死扶伤的职责以及凶险重重的疫区。当陈鑫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时,想必是给了妻子最大的支持——“她当时皱起的眉头一下子就平了,人也显得轻松很多”。
“孩子们怎么安排呢?”我又问了一句,话出口,又觉得有些多余。
“还能怎么办?只能丢给爸妈了。现在家里没个老人,还真的会乱得一团糟。别说这次她去武汉,就是平时两个人加班时,我爸妈也经常是抱着小崽去接大崽,真是难为两个老人家了。”
“再说两个崽,小的不懂事就不说了,大的还真的懂事。当时我老婆和他说要去支援武汉时,这小子居然也特别支持他妈妈,还说他以后可以在同学面前挺起胸脯说他有个英雄妈妈了。说实在的,我也有那么多奖励,为啥这小子就是看不见呢?”说起孩子,陈鑫才露出了满脸的笑意。


1月25日,大年初一。一大早陈鑫的妻子就去了单位参加院方组织的动员会。下午4点多才回来收拾行李。
陈鑫拿出两罐士力架递给妻子。他看过相关新闻和内容,说武汉的医护人员忙起来根本没时间吃饭,士力架扛饿,想来自己蹲点守候时也常吃这个,就专门去买给妻子。
大年初二,为了不吵醒家人,陈鑫和妻子起了个大早,两人很快洗漱完毕,拖着行李箱要出门。
陈鑫说,那个早晨,他一直有点想哭:“当时想着起得早,不会有事。结果出门时,大崽也起来了,抱着妈妈的腿不肯松手,妻子亲了他额头一下,并嘱咐他照顾好弟弟时,大崽就懂事地点了点头……孩子太懂事,也不一定是好事啊!”
到了医院门口,妻子非要一人拖着行李去科室,不让陈鑫送,说是怕自己会哭。过了两个小时,陈鑫收到妻子发来的照片:一张是她们出征的护士一人手中拿着一张写春联用的红纸,每张红纸上一个苍劲的毛笔字,组合起来就是:“出征武汉,不畏艰难!”
另一张,是妻子举起右手宣誓的照片。



5


妻子走后的这几天,陈鑫心里总觉得有点空,又不敢打电话给妻子,一来怕影响她工作,二来怕影响她休息,只能常常在微信里给妻子留言。妻子回的信息很少,内容基本上都是“疫情很严重”,“崽不要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之类的话。
按照上级指示,公安机关为防治疫情已经提前上了好几天班了。大年初九,大队长神情凝重地将几个中队长召集到办公室。
“现在区里已有确诊病人,并且这个病人的家属也已经出现了疑似症状,现这些人全在南区疾控医院进行隔离。为了弄清楚这些人去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群,区里专门指示我们刑侦大队负责开展询问工作。询问结束后还可能被隔离。当然,带队的肯定是我,另外还需要3人。”大队长顿了顿,“教导员和几个副大队长排除在外,我不在队里时,你们几个要负责大队的业务和管理工作。”
话音刚落,所有中队长都举起了手。下午2点,大队长便带着陈鑫和另外两名中队长到了医院,进了门后,4人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正准备穿上,负责对接的医院负责人看了他们的装备后,说他们医院的防护服效果好一些,让他们更换。
防护服效果好,自然意味着衣服更厚实、更不透气。全副武装后,陈鑫顿时感觉到憋气,努力喘了几大口气后,才能勉强适应过来。走进隔离区,看着那些被隔离的病人,陈鑫更加明白了妻子当下所面临的处境,不直接感受,真的不知道竟是如此艰难!
陈鑫负责询问的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是那例确诊病人的岳父——他女婿在湖北做生意,这次过年回来拜年。由于是在封城前回来的,所以一家人也没在意,结果自己全家都出现了症状。
询问的全程,这位病人都在剧烈地咳嗽,喉咙里还发出一种接不上气的“嘶嘶”声。为了能够提上气,病人时不时捶着胸口,隔着口罩和防护服,气流都直接冲在了陈鑫的身上。
随后制作笔录的过程也不太顺利,所有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要猛烈咳一阵子,几个中队长都只能坐在对面,耐心地等着。询问完毕后,再让被询问人反复确认着记录内容,直到被询问人最终确定,工作才算结束。等彻底消毒、走出隔离区、脱下防护服时,所有人的后背都已经湿透了。
陈鑫他们都进行了专项检测,慎重起见,分局又给他们在宾馆安排了单独隔离的房间,并联系了疾控中心,对他们定期进行检测,直至风险全部排除。


------
我问陈鑫,在隔离的这几天里,有没有和妻子联系过?
他说,通过两次电话,是妻子打给他的,说的内容没啥特别的,无非就是病人多,情况严重,要他注意。陈鑫还特地让我看了下他与妻子的聊天记录,是他妻子发来的一张图片,一根被咬了一截的士力架,还配了一条文字:“吃着你的士力架,真的要长胖了。”
“不怕不怕,回来后把肥减下去。到时我陪你一起去健身房。”
“听武汉这边的同事说,每年的3到4月,这里的樱花开得非常漂亮,到时我们一起来看樱花啊?”
“一定一定!”
我想陈鑫在敲下“一定一定”四个字时,肯定用了很大的力气。
(文中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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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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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5 03:57 PM |显示全部楼层

老公进驻医院后,家门就是我们的鹊桥丨人间

 尕小吾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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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儿子抱到窗户边,他在那边吼:“别出来,着凉!”我妈一把抱过孩子,高高举起,他在那头喃喃说道:“看见了,看见了。”



配图 |《如父如子》剧照


前    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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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争丨连载14



1月29日早上,老公从房间里出来,径直往阳台走去。看他沉默地收着衣服,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就跟了过去。他拉上玻璃门,告诉我:“要常驻武汉肺科医院做报道了。”
“什么时候去?”
“马上。”
“去多久?”
“不知道。”
几分钟后,他出来跟我说:“今晚起不回家住了。”我坚决不同意,“像前两天那样采访完回来仔细消毒不就好了?”
他有些恼,让我不要任性,“孩子才6个月,如果带着病毒传染了孩子怎么办?”
我不再说话,只能看着他进出房间收衣物、装电脑。收拾完,他回到我和儿子面前,似乎有些无所适从,竟然双手合十,对着我怀里的儿子作了个揖,又过来攥了攥儿子的肩。
他躲开我的眼神,提着东西走到妈身边说:“妈,要辛苦您了。”
妈爽朗地笑道:“安心去采访,家里有我,不用担心。”
他还是没回头看我,径直走了。



1


在老公接到常驻医院通知的前一天,我还把一段从家门猫眼拍的视频发给朋友。视频里,老公拿着玻璃清洗剂的壶,一点一点的喷洒酒精,从头发到鞋底。
这瓶酒精来之不易。之前出门采访,每到一处药店或医院,老公都会询问是否有酒精卖,均未觅得。当天他又在一家药店问,店里的人本说没有,但后来听说我们家有小婴儿,才从柜台里拿出了一瓶。老公很开心,告诉朋友们自己遇到了好心人,还给酒精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
临近回家前,他在微信上嘱咐我烧一壶水,再拿一个大塑料袋和浇花的水壶,放在家门外。人到了门口,又发微信问我:“东西呢?”我匆忙拿出去,他就让我把东西放地上,立马关上门。
不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呼唤:“水壶是漏的,得重新找个喷壶。”我翻箱倒柜,找出一瓶“威猛先生”,可怎么也拔不下壶盖,又想清洗出一个洗发液的瓶子,可洗了好一会儿,也冲洗不净泡沫。最后,我发现一瓶玻璃清洗剂,赶紧倒光瓶子里的液体,冲洗几遍,然后奔出房门,递给老公。
关上房门走进客厅,我才注意到儿子正定定地看着我。他正在妈的怀里吃米粉,平日里都是抢碗抢勺子吃得满嘴满脸都是,此刻,他却一口一口认真张着嘴,咽下去。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
1月22日那天,我们家有过激烈的讨论,老公和妈都认为应该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不想一家人分开,也不想硬生生地提前给孩子断奶,就说:“要留都一起留下吧”。
此后的每一天,我无数次的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懊悔——怎么能把儿子置于这样的险境中呢?直到后来看到各地民众对武汉人的恐慌,我才逐渐释然。
1月23日凌晨,已有朋友开始传“要封城”的消息。早上6点醒来,我们看到正式公告,不到7点,我和老公就戴着口罩、帽子出门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没错,这是我认识我老公14年来,他第一次带帽子——出门前,我把一个大大的宽边太阳帽递给他,他没有丝毫犹豫,扣到了头上。
我们驱车前往家附近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发现便利店对面的小菜场竟也开着。我俩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他去菜场,我去便利店。便利店所剩东西不多,店员说,凌晨3点出了公告后,就陆续有人来大量采购了。
我买了些泡面和水,就去了对面的小菜场。
菜场里面很热闹,帮忙称菜的阿姨大声与人谈天,说他们春节不放假,“不用囤太多”。角落里,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阿姨带着哭腔打电话,说没办法,汽车火车都要停,“出不去了”。
最后,我们买了米、油、蔬菜,提着重重的几个大袋子回了家。
几天后,这些东西还没怎么消耗,市政府就发布了私家车禁行的公告。当时,老公正在外采访,我不想打扰他,看完公告,我裹上大袄子,穿戴好帽子、口罩,匆匆去了家门口的超市。
超市里除了我,没有一个顾客。我快速挑选酸奶、饼干、蔬菜、面粉、鸡蛋。因为从不做饭,我也不知道什么蔬菜适宜囤积,只好囫囵吞枣都抓了些。
就在我快挑好东西时,超市里突然一下子涌入了十几个人。大家都沉默着,自顾自地拿东西。现场太安静了,我竟然有些想落泪。
结账时,人已经多到开始有些拥挤了。收银员不满地大喊:“都快下班关门了,怎么都跑来了?!”
我没有回答,提着不能言说的沉重,快速转身回家。



2


在老公进入肺科医院的第一天,我无数次想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又一次次作罢。
中午,他打来电话问我们都好吗。我问他还好吗,他让我们不要担心他,我也让他不要担心我们。
说完,我俩半晌没说话。
眼看已经过了晚上7点,我很想问问他的情况,但始终忍着没拿起手机。快9点时,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忙完了,要回家拿充电器和换洗衣服。
我赶忙开始收拾,发现他爱穿的几件衣服都被妈洗了,我一一取下来铺在暖气片上。妈把家里寄来的几种牛肉干都给他装上,又把家里的零食搜罗了一遍。
还能给他带些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了海桑的诗集《不如让每天发生些小事情》。
这本诗集是我送给他的。
记得儿子刚出生不久的时候,我们俩都在正适应着全新的生活——睡眠不足,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因为这本诗集记录了很多诗人两岁女儿的小事情,很美好,我就在扉页写了几句话给老公,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能因为儿子的到来而更美好。
诗集刚送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放在枕头下,说要认真读读,可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翻开。我生气,把书抢了回来,放在了书房的书架上。而现在,我又把诗集放在了行李箱的最下层,不知道老公什么时候会看到——他这样的大迷糊,也许到回家时也不会看到吧。随他。
还没收拾完,他发微信说自己已经在家门口了。我把东西一股脑都塞进行李箱,拖向门边,准备把箱子递给他。他不肯接,让我把箱子放在地上,随后他提起来,又退后了一步。我俩隔着快1米的距离的时候,他才开口跟我说话。
老公戴着口罩,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不过,我俩也从来没这样轻声细语地说过话。“拥抱一下嘛。”我提议,他不干,转身就走。然后,我就听到他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远了。
晚上11点,我给他电话,才知道他还在找酒店。如今还在开门营业的酒店很少,即使开门,也多是为外地医疗队而开。
我到处问朋友,他也不停地咨询酒店的网络预订平台,均未果。后来,他一路开车,跨区走到我们曾经租住的房子附近,才看到一家半营业状态的酒店,好歹住下了。
睡前,我走进卧室,才发现他的一件卫衣还摊在卧室的暖气片上,忘了给他装上。
气得想揍自己,我真是个蠢猪!



3


后来的几天,老公总共回来了两次。
一次是回家送大米,那天晚上,他突然发来信息说人在家门口了。我慌忙开门,发现两袋大米放在门边,包装袋表面已经被他消完了毒。
后来我才察觉,自从老公离开家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家里的门和门把手。
另一次是回来送朋友给的药和口罩。我们同小区的好朋回安徽老家后,被当地社区要求居家隔离14天。有人给他寄了一些抗病毒药和N95口罩,送到后一直放在小区的快递柜里。朋友知道老公进驻医院,就叫我们把口罩和药拿去用。
老公回来取包裹的那天,在我开门之前,他已经照例把纸箱表面都做好了消毒。我再次提出拥抱的要求,又被他拒绝。我伸出右手,说要不就握个手。他犹豫了一下,伸出手,用手指碰了碰下我的指尖。
他立即吩咐我赶紧洗手,就走了。
“封城”后,真真假假的信息满天飞,我们几个好朋友在群里从未如此高频度地交流,时刻分享着关于这场疫情的焦虑。但我对老公常驻医院的担心,从未在群里吐露半句,他也从来没细致向我讲述他在医院的所闻所见。
唯一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门口见到一对老人缓缓从一辆电动车下来,步履蹒跚走进医院。他以为他们是来就诊的,就上前询问,才知道是老人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给我打来电话,也许是不知该如何自处——在每天报道医护人员的奋力救人之外,他们还有很多无法触及的现实。
那天结束工作后,他没有什么东西要送回家,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带给他。他说,那就不回家了——“回家”,也不过是到家门前。
晚些时候,我抱着儿子,给他打去视频电话,看到他正在车里。我问他在哪儿,他支支吾吾的,说在外面。我问他是不是在家楼下,他“嘿嘿嘿”地笑了,然后一个劲儿地逗儿子。儿子不笑不闹,专注地看着屏幕里带着口罩的国字脸。过了好一会儿,老公才想起来,他摘掉口罩,问儿子,“还认识爸爸吗?”
儿子还是没有声响,他就哽咽了,说不出话。
我把儿子抱到窗户边,他在下面吼:“别出来,着凉!”我妈一把抱过孩子,高高举起,他在视频那头喃喃说道:“看见了,看见了。”



4


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藏族。我的整个青春期多数时候都在跟她较劲,这一次,我很庆幸,老公不在的时候,她还在我身边。
自从病毒的消息开始传播,我妈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在家熏藏香,盯着我和老公喝藏药泡的水。我知道老公内心是抵触的,他问了我几次,“哺乳期能不能喝?”
有一天,我妈又让他喝药水时,他实在没忍住,问,“喝活佛舍利子做成的药不会有问题吗?”我妈愣了一下,然后捧腹大笑,告诉老公,这些药是糌粑做的!她迅速进房间,给我讲了这个“笑话”,又打电话讲给亲人听。
后来,我特意打电话向一个学识很渊博的舅舅请教。舅舅说,我们吃的那种藏药,是由几味药和着面粉做成的。他的结论是——总的来说,我老公的认知很离谱,我妈的说法也不靠谱。
此后,我妈仍雷打不动地让我和老公喝药水,我们如常扭扭捏捏地抗拒,但依旧执行。
“封城”的第二天中午,我的体温在37.3℃和37.6℃之间徘徊。我让老公看着孩子,迅速进了卧室,想“自我隔离”。没想到,我刚躺下,就听到老公向我妈“汇报”。然后就又听到我妈急匆匆的脚步声向我房间走来。
我立马锁了门。她很生气,闷声敲门。我没理,拒不开门,她又气又恼,跟儿子喊:“你妈又在作妖啦!”
过一会儿,敲门声停息了,一条微信发了来。长长一段话,说我“没有一点藏族气气”,要坚信菩萨会保佑我们,说我洗完澡不赶紧穿衣服,就是想把自己弄感冒。末了,她还配上3个流汗的表情,把我看得哭笑不得。
后来,体温渐渐回落,我出了房门,向她“负荆请罪”,说自己就是想观察一下。她哼了一声:“观察个屁。”
老公进驻医院后,我知道,我妈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并不踏实。她一遍遍地催问家里年前寄来的另一种藏药怎么还不到,又让我联系快递员、找快递点、打客服电话问。最后,是家里人通过寄出的快递点联系上武汉的快递点,说包裹里有老人急需用的药品,快递才派人送了来。
包裹一到,我妈就催促我让老公回来取。晚上,老公回来了,我妈交代他,药要几时几刻吃多少,老公没有丝毫犹疑,答应了。
我妈这下安心了,她说:“吃了这药保准没问题。”此后,她每天跟远近亲疏的不同亲友通话,因为这场疫情,远在川西高原的牧民亲戚们第一次知道了湖北、知道了武汉。他们密集地打来电话,我妈总是哈哈笑道:“我们在敌占区,你们在解放区。”
起初,我很恼,觉得她吵得人心慌。可一天天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开始享受我妈的谈天声,这种吵闹让人安心。



5


每天中午或晚上,我和老公会通几次电话。我们心照不宣,从不谈及疫情。
2月2日下午,老公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听起来有些着急。他让我别再随意出门了,说隔壁楼下已经有人确诊了。
挂了电话,过一会儿,他就在微信群里问:“6栋2单元1楼下午刚拉走,怎么办?”那个送我们口罩的好朋友只回了一句:“哎。”
这一天,老公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回来,让我注意在马桶喷洒消毒液、用酒精认真擦拭门把手。我俩商量了下,最终没有告诉我妈这件事,得让她始终相信“至少我们小区里是安全的”。
同时隐瞒我妈的,还有另一个消息。
前些天,朋友告诉我,她轻度感染病毒,正在接受治疗。我妈知道后很担心,总让我问对方情况是否好转。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不愿打扰朋友,便没有多问。这天,朋友有事打来电话,我便问她身体如何,才知她当时肺都“白”了。她说她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喘不上气”,甚至写了遗书给丈夫——好在,她现在幸运地转危为安,逐渐康复了。
似乎每一天都是这样,上午刚有一两个装点心情的好消息,下午就会来一个又一个不能与我妈分享的坏消息。我的精神世界从未遭遇如此的震动与打击,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不能说,不能告诉老公我的慌乱,不能向我妈倾诉我的崩溃,我只能用我的“如常”让他们放心。
有两天,我感觉喉咙里老有一股气,呼吸时有“呼呼”的声响。我很怕,怕自己也中招了,每隔1小时就偷偷测体温,还找了几个网络平台线上问询医生。后来,体温始终正常,医生判断是轻微的支气管炎,我才算安心。
老公也从未向我吐露他的焦虑,直到有一晚,我打开一个视频播放器,才窥见他情绪的冰山一角——我俩共用一个视频平台账号,本来我想在历史播放记录,找找之前没有看完的一部电视剧,然后,我看到了以下电影播放列表:《2012》,观看94%;《劫后余生》,观看57%;《地质灾害》,观看1%;《末日病毒》,96%。
4号的上午,老公突然回来了一趟,提了一大堆东西。我责怪他,家里还有那么多东西,干嘛又买?
他说,刚才网上有人发消息说超市会关门,很多超市都被抢购空了,怕过两天不好买东西了,连忙买了一批食物送回来。他照例把东西放在门边,自己站在1米外,让我提进去就放阳台,先用酒精消毒,两个小时后再动。
点藏香的打火机坏了,妈念叨了几天。趁着他回来,我赶忙问他要他身上带的火机。他试了下身上的火机,也不太好用了,转身就说去买。我连喊“不用、不着急”,他却已经下楼了。过一会儿,他买了5个火机回来,让我拿块布来接着,不要碰他手。
我看了下时间,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问他吃饭怎么办?他让我不用担心,又转身离开了。
进了屋,我打开购物袋,想给里面的东西消消毒,才发现他竟然买了9瓶妈爱吃的桔子罐头、2罐妈爱吃的榨菜。在这人心惶惶、我们降低到只剩基本需求的时候,他竟然还记得这些。
傍晚,我问老公:今天还回来吗——他每一天的“套路”,都是会开车在家楼下的路上停留一会儿。
他笑道,“中午回过家,今天的份额用完了。”
以前没有儿子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出门旅行,前几年辞职后的几次旅行,都是一走半个月。老公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一句,只问我安不安全、吃得好不好。这些天,我无法了解他每天在外遭遇了什么,唯有每天问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总是逗他,问他有没有想我。在分别的这些天,我们把对彼此的柔软都紧紧收拾了起来,回避情感,只简单交谈。
在朋友圈,我总看到有人问:疫情过后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答案。昨天趁天气晴好,我站在窗前给儿子洗奶瓶,看着窗外,我突然在想,当下最大的心愿,是挽着老公的手,在阳光底下绕着小区走上一圈,就非常满足了。
夜里,我一个人睡觉时,把我们过往这十几年的很多事又想了一遍,又跑去他弃用很久的微博,给他私信了一句:“好想你啊。”



6


今天是老公离家的第11天。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的“家”就变成了一扇门和门正对的过道。
我们在门里,他在门外,传递着这个家正常运行需要的各种物什:米、油、菜、药、口罩、鸡蛋……他戴着口罩,总是离我1米远,把自己当作潜在“病毒源”。为了“万无一失”,他一遍遍地嘱咐我用酒精喷洒门口,认真消毒门把手。
儿子在客厅里,爸爸在门外。他在这边喊,儿子在那边激动地晃动、摆手、咧嘴大笑。儿子才6个月,真的认识人了吗?
昨天,我妈提着儿子的胳肢窝,让儿子垫着脚,表演他几天前刚刚学会的“站立”。在5米开外的走廊上,他的爸爸终于见证了这一成长的重要时刻。他没有说话,只是热烈地鼓掌。
在回来之前,老公隔着窗户看到妈背着孩子在做饭,还问正在加班的我,“为什么不能帮帮妈?”那晚,他又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儿子啃玩具的照片,配的文字很不符合他的人设,“好想快点见到你,抱紧你。”
老公一年发不了一两次朋友圈,最多也就转转报社的稿子,从来不会说这么柔软的话。
其实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我不是医护人员,不在前线,我的文字配得上这段沉重的日子吗?
最后,我还是想记录下来,想用最无关情绪的文字,来记下这段特殊时期的生活。
昨晚,就在老公快要离开家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忘了戴眼镜。我让他等一等,赶忙戴上眼镜,认真地看了看他那张脸。
那张戴着口罩仍能让我读懂一切的脸,明天见。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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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 小 吾

只身打马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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